《忠诚与背叛》第36章

下斗争活动的思想指导方面的文章，特别是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和战场方面的报道最多，这对鼓舞白色恐怖下的重庆市民和地下党的同志来说，仿佛在黑暗中带来光明的一盏明灯。而同时，《挺进报》也从不放松对敌展开攻心工作，适时刊登那些令敌人心惊肉跳的文章和新闻消息。比如《挺进报》发表过一篇由一位老者写的题为《劝告蒋军军官》的文章：“……蒋军中的士兵大都是无产阶级中人，自然知道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在这穷人要翻身的时候，不仅不让翻身，反要替蒋介石卖命。所以我不必劝蒋军中的士兵，只劝蒋军中的军官。我来现身说法：我出身法律界和教育界数十年，可算知识阶级中人，愚夫妻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也可算有产阶级中人。然而我以年已六旬之人，却一反以前不问国事的态度，实在是为正义感所驱使，看到了蒋介石祸国殃民20多年，以前弄得国家快要亡，现在弄得人民都要死，以为凡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应只顾自己安富尊荣，须念及同胞水深火热，而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军官们更要想到自己是犯了弥天罪恶，一定迟早命都不保，为解放与革命而死是有价值而且光荣，为卖国与独裁而死是毫无意义而可耻。”
从现存的档案馆看到的一份第十六期的《挺进报》，那报眼的左右是两个加框的口号，左边为：“蒋区人民武装起来，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右边是：“蒋管区官兵们，不要替贪污土劣打仗！”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再如一篇题为《蒋军士兵好消息——放下武器可以分地》的文章内容，对国民党士兵也极有鼓动性。
《挺进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更是对敌占区的民众以极大的鼓舞，同时对反革命阵营也具有毁灭性的精神打击力量。
《挺进报》在重庆的影响越来越大，令国民党反动政府气急败坏。
原以为在中共四川省委撤离重庆和《新华日报》被封闭后可以安然大睡的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有一天竟然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的一只“朱绍良主任亲启”的信封中取出了一份《挺进报》，这位行辕大人立即目瞪口呆地傻在原地好几分钟。因为那张用油墨印制的纸上有一排大字：“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朱绍良瘫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缓过气来：难道共产党真是斩不尽，杀不绝？
“徐远举处长，你给我马上过来！”朱绍良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抓起电话，疯一般地对着话筒大叫起来。
现在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45）材料中，有徐远举交代当时这一情景的文字：
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办公室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绍良素以儒将自诩，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他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军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的有重庆市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局长赵冠先、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本人，等等。朱绍良一上来就提出《挺进报》的问题，训了一顿，接着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并说：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然后命令我与有关机关会商，限期破案。反动头子们面面相觑，会议一散，一个个腆颜而退……
三
徐远举从朱绍良的办公室出来后坐上小车，开始秘密策划对《挺进报》的侦破行动。自从1932年在国民党军委会团警干部训练班参加军统以来，他同共产党打交道已有16年的时间了，当上这个少将处长也可算是“战绩”累累。可《挺进报》秘密发行已有一段时间了，还寄向各方，这次居然寄到了朱绍良主任的手里，共产党实在太猖狂的了！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徐远举感到了一种巨大压力。
《血手染红岩》是徐远举在被关进人民政府的战犯监狱改造所里写的交代材料。在这一份材料中，记录了他反动一生尤其是屠杀重庆地下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罪恶过程。关于《挺进报》事件，也有专章叙述。当时徐远举对“限期破案”《挺进报》任务有如下布置：
本来丙种会报，属于宪兵、警察、中统、军统四个特务机关的联合会报，是秉承南京党政会报（又称特种会报）之命，危害革命、镇压学潮的联合行动机构。该会报由宪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设有会报秘书处，作为领导各地丙种会报的总机构，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任秘书处处长。按南京丙种会报规定，指定我和重庆警察局局长施觉民、重庆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中统西南区督导徐政四个人组成重庆丙种会报。经我们四个人商量，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对付重庆工潮学潮的方便，另邀了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以后我又把丙种会报改为一个常设机构，配属于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来危害革命人士。
这次会报邀请来的人，谈什么问题，大家都明白。虽然满桌子宴席菜酒，大家心情是沉重的。
在这次会上，除中统方面有所推诿外，警察、宪兵、稽查方面都表示将积极配合。最后，徐远举拿出了他的破案计划，他说：
《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但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们……（一）按照《挺进报》寄发情况来看，《挺进报》肯定在重庆市或郊区。我主张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筒，严密监视《挺进报》投邮情况，派人守候缉捕，特别注意早晚时间和邮局的邮工。（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查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是几家民营报纸。请党团新闻会报多多负责，随时交换情况。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续派得力人员驰赴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招抚被诱骗的青年。（四）多方运用内线布置，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组织。（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目前不必打草惊蛇，请宪警在市郊区多加巡逻。（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查戒备，工运组织要多深入下去。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特务们对各种“案件”处理是有分工的，所谓的《挺进报》一类的案件，属于“丙种会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一种分类案件名称。从徐远举的这份“行动布置”来看，敌人对《挺进报》事件，是又恨又怕，欲速处理，方可解他们的心头之恨。
徐远举是有名的看上司眼色行事的一头反动鹰　，现在既然朱绍良把《挺进报》的事交代给了他，如果他徐远举做得不得力，朱绍良那里肯定不会给他好脸看。因此徐远举得到朱绍良要搞掉《挺进报》的指令后，立即把执行计划做好，并迅速呈报后得到朱绍良的亲自批准。
“军、警、宪、特四个方面的力量，全部由你调配，要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从《挺进报》入手，彻底搞掉中共重庆地下党！”朱绍良特意交代道。
“长官放心，卑职一定全力以赴。”徐远举在上司面前立下军令状。
得令后的徐远举亲自坐镇指挥，他要求各方面的军警和特务分子每天将搜集的情报及时上报给他，试图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线索。他规定：破案立功者奖，怠慢疏忽者罚。在他的严厉督阵下，各路军警和特务们开始疯狂地搜查线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阴谋诡计。
于是，在重庆大街上，便衣特务暗藏四处，瞪着那似鹰一般的眼睛，只要觉得可疑的人就立即抓捕。
伪装改扮成学生、工人的特务分子，渗入重庆及下川东的学校、工厂里，严密监视学生、工人的活动。他们对此行为也叫“深入基层”。
重庆的所有重点书店被一次又一次地突击检查，不少居民住宅也被强行搜查。各道路、码头、旅店，更是特务分子紧急戒严，重点清查的地方。
为了从“根本”上铲外《挺进报》与地下共产党的联系，徐远举要求特务们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