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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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9年9、10月份，国民党开始有计划的枪杀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了，加上狱外党组织所准备的“越狱计划”因敌人的提前屠杀而不能实施，尤其是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狱中几位重要的党组织骨干被枪杀后，白公馆“监狱支部”内的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鋕等经过认真研究后作出决定，要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而获得出狱机会。当狱中党支部将这一决定向罗广斌交代后，他本人却觉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苟求自己做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曾在解放后谈到这件事是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心境。为此，“狱中支部”负责人之一的谭沈明告诉他：“为了数百同志，牺牲自己是应该的，就是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也是应该牺牲的。我们不但要、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求‘忍辱负重’”正是这种特殊的交代，罗广斌最后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而狱中组织还专门为罗广斌用书面形式对他写了狱中表现的组织结论并对狱中党组织要求他“自新悔过”（假叛变）出狱的问题作了特别说明。但后来敌人的大屠杀提前了，罗广斌借“自新悔过”的假叛变出狱计划没能实现，而幸运的是他在大屠杀的最后时刻通过策反敌看守杨钦典成功，与另外十几位同志成功脱险，这样的命运才使得罗广斌有了完成狱中支部交给他完成向党组织报告的任务。
出狱后的罗广斌身体极度虚弱，可他仿佛自己还在狱中，尤其是他无法相信自己亲爱的战友、同志许晓轩、刘国鋕、谭沈明等不在人间了，他更无法忘记狱中同志们在临刑前用一个个眼神、一次次紧紧的握手所给予他的重托，这就是他为什么出狱后的第28天就埋头开始写报告。
“老罗出狱后没多久，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不出门，一直埋头在写材料，至于写什么我们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谁，一直到文革中被人迫害致死他都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2009年3月，笔者登门采访罗广斌的夫人时，老人亲口对我这样说，并补充道：“连跟他一起写《红岩》的人也没听他说过的这个《报告》的事。”
罗广斌知道这是一份异同寻常的报告，是党内极端重要的事，所以除了向组织报告外，不可以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透露一点点儿内容。这是组织纪律，也是烈士们的另一种生命，需要对其异常的遵守和保护，所以直到死，他也没有向除了组织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他所完成的这项神圣的任务。
《报告》全文约两万字，共有七个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案情发展”、第二部分：“叛徒群像”、第三部分：“狱中情形”、第四部分：“脱险人物——白公馆（全部）”……第七部分：“狱中意见”。现在这份《报告》现在被存放在重庆“红岩”档案馆中，关于这份《报告》以及《报告》的内容一直是被视为“党的高级机密”而基本没有外界人所知。
《报告》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可以公布了。但其中有一个“谜”至今也没有弄清楚，那就是这份“带血的报告”中竟然缺了“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这两部分内容到哪儿去了？
是罗文斌没有写这两章？那几乎是不能成立的推断，因为从“第四部分”到“第七部分”之间显然是有两页纸少了而非写报告人特意“空”出的两个没写的章节。
是无意被什么人丢失了？似乎不像。因为要“丢失”的话，也应该或连最后的“第七部分”或连“第四部分”的个别内容也丢失，不可能中间真好丢了两页纸。
这个“谜”现在不得而知，而且始终无人结论。因此关于丢失的这两个部分的内容更成为了“谜”。它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有人那么害怕它？
有一件怪而非怪的事让我们多少能够惊出一身冷汗：
这份《报告》发现者和发现《报告》中“丢失”两部分内容的当事人、现任“红岩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先生在1988年时，当他第一次遇见这份《报告》时的那份惊喜是可想而知的，而后来他发现丢失的两个部分之后的那份焦虑之心也着实让他陷入了漫长而不可自拨的痛苦之中。笔者多次听到厉华“可惜！可惜”的哀叹声。
起初，厉华先生还天真地希望能够找到缺失的《报告》内容，因为这对研究真实的“红岩”革命斗争史实在太宝贵了！可是几年下来，厉华终于明白了：这已经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了。
“那些日子里，经常有人突然会给我打电话。不报名、只说事，而且经常带有威胁的口气。有几回我生气了，回敬对方：‘你肯定是漏网特务！’这样对方就再不来电话了。”厉华说。
当年蒋介石和他的特务机构为了给我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留下一个“稀巴烂”的重庆，他们在撤离山城之前，除了残酷杀害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众多“政治犯”外，还处心积虑地做了两件事：一是对重庆所有重要的设施进行大破坏，二是埋伏众多随时企图破坏我党的建设和新中国的隐藏的特务分子，这些特务分子遍布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重庆解放之时和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我们镇压和消灭了一大批隐藏的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分子，然而谁敢说就彻底消灭了这些隐藏的敌人了？
肯定没有。
所有的“谜”可以从这样的可能性中获得某种解释。但难道说我们自己内部就没有了像“甫志高”那样的叛徒了？
同样可以得到否定的答案。
罗广斌死于“文革”初期，从被“造反派”抓走到死，共十天时间。“被抓走的时候，他只给我写了一个条子：有事转文联，转我。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骨灰盒里的一团白乎乎的骨灰了。造反派只对我说了一句：他已经被处理了。”罗妻子悲切地回忆道。
断了线的悬念和成了“谜”的历史，其实常常是另一种清晰而明白的事实在以另一种方式告诫我们：敌我之间的斗争永远是长期的、复杂的和严酷的。
现在当我们可以拿出《报告》中的“第七部分”中的核心内容——现今常被称作“狱中八条”来看一看时，就会有这种感受。这“狱中八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泪凝结的嘱托，也是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
看看这“狱中八条”的内容，再同今天我们的党经常警示大家的内容相比较一下，难道我们没有意识和感觉到烈士们的思考和呐喊是具有何等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以及发人深省的反思吗？
当年重庆地下党的惨痛教训和众多优秀革命者在黎明前牺牲生命的代价，太值得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的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去对照这“狱中八条”进行党内的自我教育和组织整顿了！
很长时间内，我面对歌乐山，却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座埋葬了无数花一般青春生命和谱写了那么多悲怆故事的山竟然会叫歌乐山？后来我终于慢慢地明白：那是前仆后继的共产党人为诞生人民共和国而牺牲后所选择的一块天造的安魂之地。过去，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片被汽油和弹药烧焦了的灰崖竟然叫红岩？后来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硬棒和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