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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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
有人对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置疑，这是首先刺激我写作本篇的第一记鞭子。
我曾经想，作为一个故事，让人相信，信以为真，并不是根本的、不能抛弃的目的。但这个故事却有其特别要求，因为它确实是真实的，不容置疑的。为了保留故事本身原貌，我几乎冒着风险，譬如说有那么一两个情节，我完全可以凭想像而将它设置得更为精巧又合乎情理，而且还能取得叙述的方便。但是，一种保留原本的强烈愿望和热情使我没这么做。所以说，如果故事存在着什么痼疾的话，病根不在我这个讲述者身上，而在人物或者生活本身的机制里。那不是不可能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和逻辑或者说经验格格不入的痼疾。这是没办法的。
我必须强调说：这个故事是历史的，不是想像的，我记录的是过去的回音，中间只是可以理解地（因而也是可以原谅的）进行了一些文字的修饰和必要的虚构，比如人名地点，以及当时天空颜色之类的想像而已。一些具体时间可能会有差错；一些至今还要保密的东西当然进行了删减；有些心理刻画可能是画蛇添足。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容金珍是个沉溺于幻想中的人，一生都没什么动作，惟一一个动作——破译密码，又因为是秘密的，无法表现。就是这样的。
另外，最后找到容金珍是在M县的造纸厂还是印刷厂，这是没有一个准确说法的，而且那天去带容金珍回来的也不是瓦西里，而是当时701的头号人物，局长本人，是他亲自去的。那几天里，瓦西里由于过度惊累，已经病倒，无法前往。而局长大人10年前就已离开我们，而且即使在生前，据说他对那天的事也从不提起，仿佛一提起就对不起容金珍似的。有人说，局长大人对容金珍的疯一直感到很内疚，就是在临死前，还在绝望地自责。我不知他该不该自责，只是觉得他的自责使我对容金珍的结局更充满了遗憾。
话说回来，那天随局长大人一同去M县接容金珍的还有一人是局长的司机，据说他车开得很好，却只字不识，这是造成“印刷厂”和“造纸厂”模糊的根本原因。印刷厂和造纸厂在外观上确实有某些相似处，对一个不识字的人，加上又只是粗粗一见，把它们弄混是很正常的。我在跟这位司机交谈时，曾极力想让他明白，造纸厂和印刷厂是有些很明显的区别的，比如一般造纸厂都会有很高的烟囱，而印刷厂不会有，从气味上说，印刷厂会有一股油墨味，而造纸厂只会流出浊水，不会溢出浊气。就这样，他还是不能给我确凿无疑的说法，他的言语总是有点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有文化和没文化人的区别吧。一个没文化的人在判断事情的真假是非上往往要多些困难和障碍，再说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过度的烟酒使他的记忆能力退化得十分吓人。他甚至肯定地跟我说，事情发生在1967年，不是1969年。这个错误使我对他提供的所有资料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在故事的最后，为了少个人物出场，我索性将错就错，让瓦西里取代了局长大人，到M县去“走了一趟”。
这是需要说清楚的。
这也是故事最大的失实处。
对此，我偶尔地会感到遗憾。
有人对容金珍后来的生活和事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这是鼓励我采写此篇的第二鞭。
这就意味着要我告诉你我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故事的。
我很乐意告诉你。
说真的，我能接触这个故事是由于父亲的一次灾难。1990年春天，我的75岁的父亲因为中风瘫痪住进了医院，医治无效后，又转至灵山疗养院。那也许是个死人的医院，病人在里面惟一的任务就是宁静地等待死亡。
冬天的时候，我去疗养院看望父亲，我发现父亲在经历一年多病痛后，对我变得非常慈祥，亲爱，同时也变得非常健谈。看得出，他也许是想通过不停的唠叨来表示他对我的热情和爱。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尽管他和我都知道，在我最需要他爱的时候，他也许是因为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困难，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很好地爱我。但这并不意味他今天要来补偿。没这么回事。不管怎样，我相信自己并不会对父亲的过去产生什么不对的想法或感情，影响我对他应该的爱和孝敬。老实说，当初我是极力反对他到这疗养院来，只是父亲强烈要求，拗不过而已。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一定非要来这里，无非是担心我和妻子会在不尽的服侍中产生嫌恶，给他难堪什么的。当然，有这种可能，久病床前无孝子嘛。不过，我想不是没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看了他的病痛，我们也许会变得更有同情心，更加孝顺。说真的，看着父亲不尽地唠叨他过去的这个惭愧那个遗憾，我真是感到不好受。不过，当他跟我讲起医院里的事情，病友们的种种离奇故事时，我倒是很听得下去，尤其是说起容金珍的事情，简直让我着了迷。那时候，父亲已经很了解容金珍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病友，并且住隔壁，是邻居呢。
父亲告诉我，容金珍在这里已有十好几年，这里的人无不认识他，了解他。每一位新来的病人，首先可以收到一份特殊礼物，就是容金珍的故事，大家互相传播他的种种天才的荣幸和不幸，已在这里蔚然成风。人们喜欢谈论他是因为他特别，也是出于崇敬。我很快注意到，这里人对容金珍都是敬重有加的，凡是他出现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停下来，对他行注目礼，需要的话，给他让道，对他微笑——虽然他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医生护士跟他在一起时，总是面带笑容，说话轻言轻语的，上下台阶时，小心地护着他，让人毫不怀疑她（他）们真的把他当做了自己的老人或孩子，或者某位大首长。如此地崇敬一个有明显残障的人，生活中我还没见过，电视上见过一次，那就是被世人喻为轮椅上的爱因斯坦的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
我在医院逗留了三天。我发现，其他病人白天都有自己打发时间的小圈子，三个五个地聚在一起，或下棋，或打牌，或散步，或聊天，医生护士去病房检查或发药，经常要吹哨子才能把他们吆喝回去。只有容金珍，他总是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呆在病房里，连吃饭散步都要有人去喊他，否则他一步都不会离开房间，就像当初呆在破译室里一样。为此，院方专门给值班护士增加一条职责，就是一日三次地带容金珍去食堂吃饭，饭后陪他散半个小时的步。父亲说，开始人们不知道他的过去，有些护士嫌烦，职责完成得不太好，以至他经常饿肚子。后来，有位大首长到这里来疗养，偶然地发现这个问题后，于是召集全院医生护士讲了一次话，首长说：
“如果你们家里有老人，你们是怎么对待老人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只有孩子没有老人，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既没有老人也没有孩子，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就怎么对待他。”
从那以后，容金珍的荣誉和不幸慢慢地在这里传播开来，同时他在这里也就变得像个宝贝似的，谁都不敢怠慢，都对他关怀备至的。父亲说，要不是工作性质决定，或许他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神奇而光辉的事迹将被代代传颂下去。
我说：“为什么不固定一个人专门护理他呢？他应该可以有这个待遇的。”
“有过的。”父亲说，“但因为他卓著的功勋慢慢被大家知道后，大家都崇敬他，大家都想为他奉献一点自己的爱心，所以那个人成了多余的，就又取消了。”
尽管这样——人们都尽可能地关心照顾他，但我觉得他还是活得很困难，我几次从窗户里看他，发现他总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有目无光，一动不动，像座雕塑，而双手又像受了某种刺激似的，老在不停地哆嗦。晚上，透过医院白色的宁静的墙壁，我时常听到他苍老的咳嗽声，感觉像是有什么在不断地捶打他。到了深夜，夜深人静，有时又会隔墙透过来一种类似铜唢呐发出的呜咽声。父亲说，那是他梦中的啼哭。
一天晚上，在医院的餐厅里，我和容金珍偶然碰到一起，他坐在我对面的位置上，佝偻着身子，低着头，一动不动，仿佛是件什么东西——一团衣服？有点儿可怜相，脸上的一切表情都是时光流逝的可厌的象征。我一边默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