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304章

鲁迅晚年，常看电影作为消遣，他也常介绍人去看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但他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从不逛公园，居上海十年，连离家最近的虹口公园也从未去过。一年春天，萧红常告诉他，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鲁迅于是准备选个天气晴好的周日，带儿子一起去游兆丰公园，但最后还是没去。鲁迅曾给公园下定义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曹聚仁曾对鲁迅说：“你颇像爱罗先珂，你是寂寞的，而你又是怕寂寞的。我觉得你最大的苦痛，乃是‘往来无白丁’，所与谈的都是读书人；因此，你谈话先有戒心。你又敏感得很，又是言者未必有意，你听了却搁在心头。”鲁迅颇赞同曹之言。
【谨严】
鲁迅在教育部上班时，每天一定准时下班，沿途商铺都将鲁迅当成时钟，看见他乘坐人力车走过，便说：“可以做饭了。”
孙伏园发现鲁迅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即便在寒冷的北京的冬天，也一向如此。他对孙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经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孙伏园曾说：“鲁迅先生的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间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1924年2月的一天，许钦文到砖塔胡同去看望鲁迅，刚进门，十二岁的俞芳便对他说：“昨天晚上，大先生那里好像有客人，半夜了，还在高声谈话呢！”许进屋去找鲁迅，才知道，昨天晚上不是来了客人，而是鲁迅在独自朗读刚写完的《幸福的家庭》。每次鲁迅写完文章，“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
1924年，郑振铎主编的某期《小说月报》上，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卢那卡尔斯基的照片下，写了另一位文学家的名字。荆有麟不能确定《小说月报》是否刊登错误，便买了一本，去找鲁迅。鲁迅一看便说道：“他们真胡闹，连照相也可以随便安排。”他马上跑到书房，不仅找出了芦那卡尔斯基的照片，还找出了该文学家的照片。之后，荆在《京报》上将《小说月报》的错误指了出来。
荆有麟回忆，鲁迅准备翻译《小约翰》时，发现日文译本不忠实，而德文译本又有删节，但他又看不懂其他文字。某次，他听同事齐中颐说英文本的很好，于是请齐用英文本帮忙。当时齐在中央公园整理档案，鲁迅便每天下午到中央公园，请齐为他解释英文本，同时参照日、德文本，逐字逐句校释。时值酷暑，鲁迅每天穿着旧且紧身的淡蓝竹布大褂，一手夹着书，一手拿着香烟，去中央公园找齐。有时到得太早，就在公园柏林下面转转圈，遇到熟人，便到露天茶社坐上一会儿。
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后，得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人翻译的版本，立即买来与自己译的逐一对比，发现商务的译本中，对于文法的处理及语句的运用，有些地方很难表现原作者的意思，这才放下心来。
担任《奔流》、《语丝》编辑时，鲁迅每天收到的稿件真是五花八门：有自己写了不愿再看，让鲁迅仔细修改的；有翻译错误百出，不能登载，抱怨不断的；有一稿多投的；有字小且模糊的……这些稿件，鲁迅都用心加以编辑，设法登载。如果是译稿，但凡能对照原文的，鲁迅便自己对照，加以改正；如果原文是英文，鲁迅便向人打听，修改妥当。
鲁迅校书，不仅对文字的正误很严格，对排版也严格要求。每行的高低，字的大小、偏正，文字在整个页面的位置，他都严加校正，不惜一次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一次，徐梵澄陪鲁迅去看一个西洋油画展，其中有一幅背面正坐的女子裸体画，只画了头发和背部，鲁迅看了一眼，便立刻回过头去。
鲁迅对别人赠送的书，收藏后专柜陈列，如需阅读，则另购一本。
萧红回忆，鲁迅的记忆力非常好，东西从不随便乱放。他提着一把伞，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一进客厅，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然后鲁迅上楼去拿烟，抱着印花包袱，也没有忘记那把伞，顺手带到楼上去了。
鲁迅的写字台面对着窗户，但他从不开窗。因为他怕开窗后，风会吹动纸张，这样写作时便时时要防备纸被吹跑，文章就写不好。故一到夏天，他的屋子里常热得像蒸笼似的，但他又不习惯换地方工作。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广平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他也不肯，于是又汗流浃背。
鲁迅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他对烟灰缸的要求是一定要深且大，里面放些水，免得烟灰乱飞。
休息的时候，鲁迅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他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书架和文具鲁迅都是自己整理，书架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文具也有各自的位置，从不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鲁迅对书很是爱惜，为了防止别人随意乱翻他的书，他总将喜欢的书藏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他不愿意借书给别人，遇到有人借，总是买一本送给别人。如果是别人送的丛书，他总要先包好，包好之前，除了儿子周海婴，就是许广平想看也不可以。一位朋友听说鲁迅不肯借书给别人，于是也效仿鲁迅，从此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借。
黄新波回忆，1934年，鲁迅选编《木刻纪程》时借用过许多青年木刻家的木板。书编完后，鲁迅将借用的每块木板上的油墨洗净，将一些弯曲的木板设法压平，然后用厚纸垫好板面，再用牛皮纸仔细包好，一一送还。
鲁迅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每次要寄书，即使许广平已经包得很好，他也要自己动手，重新包扎。包好后，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连绳头，都用剪刀剪得整整齐齐。增田涉回国时，去向鲁迅辞行，鲁迅准备了许多土特产送给他。许广平已经将礼物包装好，但鲁迅说许的包法不好，拿过来重新包装好后，方才交给增田。
【不羁】
林语堂说，鲁迅“生活全无秩序，亏得有许女士在旁照应，减少他魂灵上的寂寥”。
夏丏尊回忆：“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
冶秋回忆，鲁迅的头发颇长，他转过身时，冶秋看见他的头发“已经为衣领所不能承受，而头发看来又是那样的硬，不会鬈曲的样子，于是就反折在那里”。
王森然回忆，鲁迅在北大授课时，来不及回家吃饭，就在红楼前的小饭摊上随便吃一点。一次下课，王和鲁迅路过小饭摊，鲁迅邀请王一起随便吃点东西，说：“咱们就吃这荞麦条子，皇帝老人未必享受过这么美味的佳肴。”这种小饭摊多卖玉米窝头、荞麦饸烙之类，在此用餐的都是人力车夫、卖报童叟。饭摊上也只有一个条案，没有椅子。鲁迅却不管，夹着书包，坐在砖头上，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是向周围人点头，好像和这些人认识甚久。
朱自清回忆，1924年，鲁迅到上海，朱自清与夏丏尊等人于宴席散后一起到鲁迅住的旅馆聊天。进屋后，鲁迅脱下长衫，随手放在床上。夏丏尊最爱管闲事，觉得长衫放的不是地方，便对鲁迅说，这里有衣钩，你可以把长衫挂起来。鲁迅没有理会。过了一会儿，夏又对他说了一遍，他答：“长衫不一定要挂起来。”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任教，当时教员宿舍没有厕所，住在宿舍的教员方便要到160步外才有厕所。鲁迅的对策是，天黑之后，小便就在宿舍楼下的草地上就地解决。
鲁迅说，在厦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