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93章


1924年,鲁迅在一篇短文中署名宴之敖者,他曾对许广平解释过此署名的含义:“宴从宀(mián,深网),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予予,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来的。”在两地书中,鲁迅也将羽太信子成为“宴太”。
1925年,周作人翻译了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第一百首诗《伤逝》,中有“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之句。不久,鲁迅发表同名小说《伤逝》,开篇便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发表小说《伤逝》后两周,鲁迅又发表小说《弟兄》,此文完全是描写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惊慌失措、悉心照料之事。他在文中向弟弟表达了“鹡鸰在原”(鹡鸰亦作脊令,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悲鸣向同伴求救,《诗经》中有云:“脊令在原,兄弟难急”)的意思。
鲁迅收藏的现代作家的译著中,以周作人的译著种类最多。二人失和后,鲁迅仍搜集弟弟的作品。
《语丝》被查封后,鲁迅担心周作人的安危,给川岛写信说:“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
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去时,编辑正在校勘,鲁迅说:“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作人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这才默不作声了。
1933年,鲁迅再次向弟弟发出求和的讯号,他在其诗《题三义塔》中写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1936年10月,平津地区的104位教授联名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周作人没有参与此事。鲁迅逝世后,周建人给周作人写信说:“(鲁迅)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
与鲁迅断交后,周作人依旧平静地上课、作文。但他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中,重复了7月18日写给鲁迅字条中的话:“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
1924年6月,周作人写《破脚骨》一文,据川岛说,此文是针对鲁迅,在文中,周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
舒芜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说:“周作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却是时时处处,一触即发,常常是非常恶毒的。”
周作人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亦有微词,他说鲁迅好色、纳妾,晚年,他的日记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语。
虽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却没有断了联系,他们都在《语丝》写文章;有共同的朋友,这些朋友经常在同一天先后拜访二人,周建人、川岛不止一次充当了二人沟通的桥梁。二人还一致对外,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在鲁迅起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上签了字;在鲁迅与陈源的比战中,周作人毫不犹豫站在了长兄一边。
荆有麟回忆,二人失和后,还常在北大教员休息室见面,一接触便起争执。可一旦有人攻击周作人,鲁迅便用各种笔名代弟弟应战。成仿吾和鲁迅论战时,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为鲁迅帮腔。“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缉捕名单,周作人知道后,马上托人通知鲁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友人们纷纷唱和,引发一场风波。鲁迅却能理解二弟,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许多年后,周作人谈及鲁迅对他的上述评价时说:“当时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只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周挥一挥袖子,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周的脸色非常难看。柳存仁回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挨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作品,在谈及鲁迅时,也会称“家兄”。陈迩冬回忆,他在周作人屋中见到过鲁迅拓的汉碑,一次,周送他出门时,指着外院的丁香树说:“这是家兄种的。”
1958年,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谈及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说:“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
徐淦回忆,他在与周作人日常闲谈中常提到鲁迅,“知堂很坦率,从他的口吻中,我听出他对杰出的兄长之爱和敬,始终如一,像两人儿时、少时、青壮年、中年时的莫逆有增无减”。羽太信子一次给徐送茶时,也提到鲁迅,周作人当时翻译信子的话说:“内人告诉足下,自从足下来后,院子里的左邻右舍,都对她说,她们觉得又像过去大先生住在这里的时候,看到通宵在灯下干夜活的情形了,她们对大先生都是很敬爱、挺怀念的。”
对于长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了。关于鲁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对许季茀一个人,有要订正的地方,如上边所说的,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说去好了。”言下之意,当年他有对不起鲁迅之处。
周建人说,鲁迅逝世前几天,身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闲来时常翻阅。而1966年7月2日,周作人开始阅读鲁迅的杂文。这对兄弟在即将离世之际,都不约而同阅读对方的文章,实在让人感慨万千。
周作人不仅与长兄鲁迅失和,与三弟周建人的关系亦不睦。
据周海婴记载,羽太信子怀孕后,其妹妹芳子从日本到绍兴照顾信子。信子得到芳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渐渐离不开芳子了。为了把芳子长久留在身边,她便准备撮合芳子和小叔周建人。周建人时正因青梅竹马的表妹病逝而十分悲痛。信子便乘机灌醉了周建人,将芳子推进周建人的房间。鲁迅谈及三弟的婚姻时,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
据俞芳记载,在绍兴时,周建人与芳子关系尚好。周家迁到北京后,芳子看到姐姐大肆挥霍,十分羡慕,对信子言听计从,效仿信子,贪图享乐,常埋怨丈夫无能,不会赚钱。一次,周作人夫妇、芳子带着孩子去游玩,周建人准备同往,没想到,他走到车子旁边时,芳子一脸不屑地说:“你也去吗?”周建人看着妻子冰冷的表情,十分难受。
周建人到上海后,希望妻儿也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让妹妹离开,芳子也不愿离开,反而经常写信向周建人要钱。后来,周建人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芳子仍拒绝到上海照顾丈夫。五年后,心灰意冷的周建人与王蕴如结合。
鲁迅去世的1936年冬天,鲁老太太八十寿辰,周建人、王蕴如到北京为母亲祝寿。结果,信子、芳子大闹寿宴,周建人与芳子的长子周丰二更是手持军刀从屋内冲出,要砍周建人,被亲友拦下。此后,周丰二打电话到日本领事馆,要求他们扣留周建人,将其“法办”。周、王二人无奈,只能提前回到上海。鲁老太太伤心地对俞芳说:“如果大先生还在,八道湾不敢如此嚣张……”
抗战爆发前,冯雪峰认为,要让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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