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23章

进入近代之后，关于社会制度的讨论又甚嚣尘上。当民众对现实感到不满时，所有的弊病就被归结到制度上，于是民众展开憧憬，甚至是动乱来满足他们的社会幻觉。
不论是这些幻觉中的哪一种，都拥有牢不可破而又至高无上的力量，它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
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是因为它们而建！
一个世纪以前震撼全欧洲的那场大动荡，是因为它们而发动！
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逃它们的强大影响！
有的时候，人类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似乎暂时消除了这些幻觉，然而这种动乱，却注定了还会让它们死而复生。
没有了这些东西，人类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它们，人类似乎很快就会重新回到那种野蛮状态。毫无疑问，它们不过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假如有人把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把火烧毁；假如有人冲上教堂前的石板路，把那些雕像推倒，把因宗教鼓舞而创作的艺术品统统撕毁，那么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
人类只有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否则就无法活下去。而这就是诸神、英雄和诗人得以存在的原因。在五十年之前，科学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既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也做不到像幻想一样撒谎。
在整个19世纪里，哲学家们热情地投身于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破坏，全然不顾我们的祖辈已在这种幻想中生活了许多世纪。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使得希望和顺从的源泉随之枯竭。
在幻想遭到扼杀之后，哲学家与民众就要直面着盲目而无声无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对软弱和慈悲心肠一概无动于衷。
无论哲学取得了多大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能够让他们着迷的理想。这恰恰与群众的本能不相符，群众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
可以这样说，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远不是真理，而是谬误。
今天，社会主义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后的幻想。尽管有许多证据来证明它的荒谬，但它依然继续发展。
它具有这样的生机，都是因为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如今，这种社会主义幻想肆虐于过去大量的废墟之上，未来是属于它的。
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
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想破灭的，最终都将沦为他们的牺牲品。
（3…U…W…W）第四：经验
经验是真理的传播手段，也是幻想的敌人。
可以说，经验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的方法，也是唯一让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
然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经验必须是积累了许多代的，并且可以随时被验证的。
通常，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是没多少用处的。这就是一些被当做证据引用的历史事实达不到目的的原因。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证明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即使仅仅想成功地动摇、或是压制那些牢固根植于群众头脑中的错误观点，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复出现。
比这些更令人感到难过的，是经验的获取过程，它们通常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在19世纪以及稍早几年的时代，充斥着大量奇异的经验，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没有做过如此多的试验。
最宏伟的试验要算法国大革命。从这次试验中，我们知道了一个社会必须要遵照理性的指导。如果从下而上地革新一遍，至少要牺牲上百万人的生命，让整个欧洲陷入长达20年的动荡。
为了用经验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拥戴他们的民族损失惨重，法国民众在50年里进行了两次破坏性试验。
民众在第一次试验中拥戴了暴君拿破仑，结果付出了三百万人的生命和一次被侵作为代价。第二次试验则拥戴了拿破仑三世，以割让阿尔萨斯与洛林来证明常备军有多么必要。尽管这两次试验都准确无误，但从现在来看，好像仍然不能令民众信服，此后估计还要来第三次试验。恐怕说不准哪天它肯定会发生。
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经验，而它们的代价可能同样让我们伤痛欲绝。
比如说，要想让整个民族相信，庞大的德国军队并不像30年前我们认为的那样，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就必须来上一次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战争，也许可能是两次。
再比如，想要让人认识到，推行闭关锁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会毁掉实行这种制度的民族，这就至少需要20年国家的灾难来作为试验周期。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鞑靼王朝统治下的中国，那个东方的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甚至要比这更多。
（6）第五：理性
我们必须要提到一点，群众从不受理性的影响，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
正因为如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因为群体从来也不会遵循正常的逻辑。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善于鼓动群众的演说家，是如何把握分寸的。
第一，如果想要让群众相信什么，就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甚至要带着群众振臂高呼、大喊口号。
第二，演说家要以一种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比如说捏造场景、追忆往昔、或是憧憬未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带着群众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
第三：在这个演讲的过程中，演说家一定要密切注意群众的情绪变化，看清楚他们是高兴还是沮丧，是悲痛还是愤怒。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知道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言辞，把群众的情绪引到自己需要的轨道上来。
说到底，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演说家，或者至少做一次成功的演讲，都必须把握这样一条原则：演讲者必须要遵循听众的思路，而不是自己的思路，否则他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影响。
许多演说家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他们希望以精密的逻辑来引导听众，或是用严谨的推理来牵制听众。因此在向群众讲话的时候，总是会借助一系列大体严密的论证步骤，而当这种手法不起作用，他们又会感到万分困惑。
曾经有一位逻辑学家在遭受失败后愤怒地说：“我的逻辑毫无谬误，我建立在三段论法上的推理公式是不可更改的。就算是无机物，只要它能来推演这组公式，也会不得不表示同意。”
这位大学者的话再正确不过，不过他在愤怒中也没弄清楚一点，群体不比无机物更聪明，它甚至没有理解的能力。
你只要尝试着用推理来说服原始的头脑，比如说服一个野蛮人或是儿童，你就知道推理是多么的不值钱。
事实上，不要说野蛮人或是儿童，即使是对付几百年前的那些宗教狂，理性也抵挡不过感情。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群体的感情面前俯首称臣。
直到现代，它们的真实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也有不少开明之士，但没有一个人通过理性思考认识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对魔鬼的罪行或烧死巫师的必要性表示过丝毫的怀疑。
不过，对于群体不受理性引导这件事情，我们倒不必过于遗憾。
毫无疑问，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反倒没有多大用处，它既不能带来音乐，也不能带来美术。这样看来，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力量，这些幻觉无疑是必要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每个民族都拥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格。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个民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着它命运的定律，它简直等同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就像是那种使橡果长成橡树或让行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的力量一样。
如果我们要对这种力量有所认识，就必须研究一个民族的整个进化过程，而不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时出现的一些孤立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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