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57章

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作者还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　“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如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人们“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曹丞相为人是满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还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从来没有骂过一次人，也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丁。”曹操说：“补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实，夏天去了棉絮，当被单盖，刚合适。”卞氏说：“你真会打算。”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
”该剧最初在《羊城晚报》发表时，还有一段对当年曹操“屯田”称赞。剧中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剧中最后一幕原有一曲《贺圣朝》，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万民乐业呵四海安康”，“哲人如天呵凤翥龙翔，天下为公呵重见陶唐”等词句歌颂曹操。北京人艺的导演在排演过程中，感到《贺圣朝》是以曹操为主，与剧名“蔡文姬”太不相协，与郭沫若商量后经田汉润色，将其修改为以赞美蔡文姬为主的《重睹芳华》。总之　，《蔡文姬》一剧，除了女主人公蔡文姬为公为家（父女、夫妻、儿女）缠绵悱恻之情深深打动读者和观众，曹操也以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领袖人物，印象极深。
郭沫若此时为什么想到为曹操翻案？特别是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来不停的思想政治运动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突然想到为曹操翻案？他不怕被指责为帝王将相“评功摆好”，“宣扬封建思想”吗？当时知识界确有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有什么来头，有人甚至还为他捏一把汗。后来看来（其实当时也有人略知内情，且郭的来头也慢慢为人所知），这些茫然和忧虑都属多余。郭沫若为曹操翻案，动作之大，确实是大有来头。那就是风从高层来，且吹之已久。
原来毛泽东对曹操一直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早就想为曹操翻案。
还在1952年，毛泽东在读《南史·韦睿传》时，称赞梁武帝部将韦睿智勇双全，并就韦睿筑城御敌时所云“为将当有怯时”，批曰：“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
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还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版）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毛泽东读史》）
由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非常“正面”，但这毕竟还只是尚未公开的个人看法。恰恰毛泽东并不想隐瞒自己的看法，而是一有机会总会流露或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只不过他不是着书立说，而是通过一些讲话报告或批示表达。
例如1957年4月10日，他在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说：“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着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据翻译李越然回忆，1957年11月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将胡乔木、郭沫若等招来共进晚餐，兴致勃勃地与郭沫若纵论三国历史时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版）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曹操的公开赞扬更多。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他在会上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
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在武汉座谈，他们都以为要座谈的内容是预定在第二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他们坐定后，毛泽东一开头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强调：“《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到此，毛泽东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在陶的记忆中，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泽东一直在精读《三国志》，并反反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中的曹操。（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版）
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是正面的，肯定的，观点鲜明，态度坚决。郭沫若对此当然完全知道（何况毛泽东还曾在莫斯科亲自找他谈论曹操）。因此他为此着文写戏，积极响应。要说这是迎合媚上，御用作文，也无不可。虽然在那时，还未到“文革”时期那样对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就当成“圣旨”，　“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但毕竟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在意识形态领域树起了最高权威（那时尚不到“绝对权威”），他的话可以号令全国。他说出一些看法，人们都会努力理解，积极响应。此时此刻，作为文化界（学术界，文学艺术界）领军人物的郭沫若，能不有所表示，积极贯彻执行吗？
不过，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能历史地理智地回望过去，就不应简单地把郭沫若随着毛泽东的调子说了话，做了文章写了戏，就说郭沫若是“应声虫”，“跟屁虫”，“溜须拍马”。为什么？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首先，这并不全是政治问题，而也是一个带学术性的问题。政治人物（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也可以就学术问题发表意见。当然事实上，毛对任何问题都毫无顾忌，为所欲言，谁也管不着他，他不许别人发言的事则不胜枚举。其次，毛泽东就曹操问题发的言，即肯定曹操，主张为曹操翻案，并无错误，没有什么不对。现如今，不要说对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翻案，对康熙雍正乾隆这样骄奢淫逸的皇帝老倌“重新评价”，实为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