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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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除了积极响应号召参加批判，不可能说些别的什么话。如果说他和别人还有点什么不同，那就是得先作一番检讨，对自己的“错误观点”先批判一通。因为，他为武训说了“好话”，为《武训画传》作了“吹鼓手”。
就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不久，郭沫若立即在《人民日报》上（1951年6月7日）刊载了一篇自己的检查《联系着〈武训传〉批判的自我检讨》，检查自己称赞武训及为《武训画传》题签作序的“错误”。而在《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之后，他又于8月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读〈武训历史调査记〉》，再一次为自己曾经歌颂过武训作“深刻”检讨。并且充分肯定这篇违反历史事实、违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说它“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贡献的。”
时至今日，事情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我们有可能比较客观冷静地来看待这次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了。毫无疑问，武训是有缺点的，他虽然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要求摆脱苦难，但因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他不能清楚认识当时的封建制度是造成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显得有些愚昧，有些落后。电影《武训传》也是有缺点的，它把武训一些听任愚弄甚至有些自我作贱的行为作为好的品格来歌颂，不能不说是有些失之过当。但是，无论如何，武训是一个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历史人物，电影《武训传》也基本上是一部好电影，是想歌颂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说话的电影。且不说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分析对待这个人物，即便是以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人物，也不至于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也许正如当时社论和短评所说，毛泽东是要通过这一事例来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想借武训这个具体的人物及其艺术形象，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一次生动的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从思想上分清什么是人民民主革命，什么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在已经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看来，武训的所作所为不但不能丝毫触动反动阶级的统治，甚至还会加强它们的根基；武训要改变劳动人民无权受教育的现状，只靠行乞兴学，至多不过是改良主义，是决不能作为正面事物来肯定和赞扬的。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反历史的观点和简单粗暴的做法不可能取得正面教育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
这次建国后第一次发动的大范围的文化思想批判运动，其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当时情况看，由于知识分子大多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刚刚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熟悉，感到十分陌生。正当的作法是耐心地、和风细雨地帮助他们学习并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而开展对于武训以及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人民日报》的权威性的发号施令的方式，　显然是粗暴的，简单化的，这对于一些刚刚接触或尚未很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也徒然给他们增加思想上较大的压力。而且，这样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也为以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学习运动”开了个不好的先例。
在这里，郭沫若的表现很可以说明问题。
说实在的，以郭沫若这样的一位具有深厚学养，早在多年前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比较了解、比较熟悉的历史学家，他能很快转而认为武训是一个完全不值得肯定的人物，并且轻而易举就同意《人民日报》社论和短评的观点吗？郭沫若不是一般中学生，他的思想修养决不至于如此幼稚。但是，他不能不跟着说武训是混蛋，自己为混蛋说好话，实在太不应该。
怎样来解释他的一百八十度的思想认识的“转变”呢？
恐怕只能如此理解：一、他确实有些懵了，来不及分清是非正误；二、当时的情景由不得他“张扬个性”，而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保留在自己的肚子里；三、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当然知道当时的指挥棒是握在谁人手中。从公来说，为了服从最高领导，从私来说，为了照顾毛泽东的威信，他不想也不能持反对意见。
不过，这对于郭沫若来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查阅郭沫若的历史档案，在此之前，他还从未作过诸如此类检讨。以他那样的性格，他过去甚至不知道“检讨”是怎么回事。这一回，看来有点“栽面儿”。他或许会想，为了组织，为了集体，为了老朋友，只要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有好处，自己就牺牲一回吧……于是对于武训和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完全是在一边倒的情势下，未用多少时间，就极其顺利地结束。
让郭沫若没有想到（更不用说更多一般知识分子）的是，这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始。这不过是毛泽东下的第一步棋，好棋，更厉害的棋还在后面。
对《武训传》的批判“结束”未过多久，接着就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且由此而引发出对于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这又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思想批判运动。它在文化思想战线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是由毛泽东一手发动的。
事情是由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所写对俞平伯的学术着作表示不同意见引起的。
清人曹雪芹着《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杰作，也可谓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
关于《红楼梦》以及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可以写一本甚至多本专书，不属于我们这里应该叙述和讨论的范围。我们只是说一说因此而引起的批判运动本身。
俞平伯对《红楼梦》如何看，如何评价，他是用什么方法去研究《红楼梦》，别人（包括李希凡、蓝翎）又如何看，如何评价，以至各个研究者观点方法是否相近是否分歧，在学术研究领域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外人不必加以干涉，更不必要把一些学术问题和政治搅在一起。
但1954年间发生的由对俞着表示的不同看法而引发的批判运动，却不是如此。
事情的发生，是李希凡、蓝翎二位青年作者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投《文艺报》未见答复，转而在他们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上发表。不久，二人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此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前文发表之后，江青曾出面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但《人民日报》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未予同意。后《文艺报》同意转载，但在转载时却加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两个才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并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研究《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现在看来，这篇“按语”对李、蓝的文章在肯定他们是“试着从科学的观点……提出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的同时，也说文章“还有不够周密的地方”，说不上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最多，也只能说他们对青年人不够重视，不够热情。且不说“基本正确”已经是不低的评价，即便是“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编辑部也不能和用不着明确标榜；更何况，要在学术领域开展讨论，好让大家“继续深入地研究”，以便使大家能够“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又怎好把话说绝，说死呢？
不过，毛泽东却把事情看得十分严重。他在看了《文艺报》的编者按语后非常生气，当即在“按语”之后批注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