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到最后》第29章

卡门邀请了一群朋友来比利时南部的一个城堡，和我们一起共度周末。一共有23位客人，卡门把她毕生所看的书里面的文章跟大家分享。有时内心里的雨下得比外面还大。
我们还去打猎。我们本来打算在阿姆斯特芬路住三年，然后用我们在MIU和广告公司赚的钱再找一个大一些的房子，可是因为癌细胞扩散的原因，我把计划提前了。卡门还要消化一下我的计划，但是她现在很高兴可以知道她离开后，我跟卢娜会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如果泰素帝真有作用的话，也许我也可以在那住上一段时间。”她满怀希望地说。
我对这方面没有抱很大的期望，如果卡门可以跟我们一起搬进新房子的话，也代表她会死，我怕到时候新房子会跟这里一样，让我对疾病和死亡充满恐惧感。我衷心希望新房子对我和卢娜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我不敢告诉卡门这些。但我们谈论很多关于卡门死后未来的生活。谈几个小时，在家，在酒吧，在船上，在平台上。我们无所不谈。
爸爸和我还谈论将来你可能会有一个新妈妈。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对爸爸来说当然如此，对你也好，因为你有一个可以倾述、一起笑、一起吵架、一起做事的人。尽管我不在了，但我心里你永远都和我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尽管我不能在这里和你交谈、拥抱你——我永远爱你，就像我永远爱爸爸一样。
当我们聊得愈多，我就发现我们再度爱上了对方，我们享受最后一段可以互相陪伴的生活。丹和卡门就像童话中的国王和王后，过着短暂而快乐的生活。
给我
给我
给我力量
Suede；from　The　Power（DogManSta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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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享受的时光中还是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化疗的副作用很可怕。卡门提早了十五年进入更年期，她开始觉得潮红、月经停止了，而且头发开始变灰白，不过时间不长，因为三次治疗之后她又秃发了。带刺的假发又从盒子里拿了出来。这次她的眉毛和睫毛也掉光了。她戴了几天假睫毛，但并不成功，因为化疗的关系她一直流泪。整天就看她用手帕在擦眼泪。
另一个副作用是她所有的手指指尖都用胶带粘上了，因为她的指甲不是松了就是掉了。她的指尖感觉“就像手指被门夹住了”。今天早上卡门哭了，因为她再不能给卢娜换尿片了。她的手指已经没有力量撕开粘贴着的边了。那以后，她非常生气，生自己的气，生尿布公司的气，生我的气，因为我性急地对她说她可以叫我做。“难道你真不明白我想自己做吗？”她对我尖声说道。
还有一个问题是咳嗽，特别是在晚上。有时我担心她从此停不下来了。但我更担心这意味着癌症在扩散。我在一本小册子里看到过，乳癌细胞最容易扩散到肺部。医生让我们放心：这可能是胸膜炎。“胸膜炎，医生？”似乎你已经猜出来了，这是化疗的后遗症。
卡门做任何事都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她几乎没有精力了。谢特玛把这叫累积效应。身体越来越抵抗化疗。
最困难的是必须从她手上的血管打针，这让她很痛苦，因为卡门的血管比一般人难找，每次打针都变得更加困难，也越来越痛，得试好几次才能成功。卡门将打针看成如爬山般，一次比一次爬得更高。但我每次看到医生这么刺着卡门的手，我的眼泪都忍不住要流出来。再有两次，前六次化疗就结束了。然后就有三周不用做化疗，给卡门的身体一个恢复的机会，然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了。还有六次。一想到这个卡门几乎要发疯了。
“如果可以将所有打进我身体的针改成药水该有多好呀。”当我们在做化疗前，每个星期去谢特玛医生那里复诊时卡门说，“要我做什么都愿意。”当她这么说的时候，眼泪又快忍不住要掉下来了。然后我搀着哭着的卡门进入化疗室，做第五次化疗。
还有七次。
刚才我看到卡门打针的情形后，跑去洗手间哭了。
这太糟糕了，罗丝。我晚点打你电话。
几年来让我惊讶的
活到一百岁我也绝不会忘记的
是你愚弄了我，你欺骗了我
Wim　Sonnefeld；from　Tearoom　tango
（An　evening　with　Wim　Sonneveld；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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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真的有药水。
卡门通过托尼知道的。在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卡门去那做放疗，据托尼说正在试验一种口服化疗药物，已经做了几个月了。我不敢相信。
卡门让我给他们打电话。“你的表达能力比我好。”
我打通电话，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证实了托尼的话。
只要范迪安潘太太还是圣卢卡斯医院医生的病人，那么他们就不能为她做任何事。我说我明白，我会和谢特玛医生联系。
我挂了电话，卡门看着我。
“没错，有一种可以喝的药。”
卡门感动得哭了起来。
我想开车去那家该死的医院，抓住谢特玛的手，把每周都刺进卡门手上的那根针刺进谢特玛的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深呼吸。然后我打通圣卢卡斯医院的电话，找谢特玛。她度假去了。
代理医生是泰斯米尔医生。我尽可能平静地向他解释，我的妻子每星期打针太难了，已经引起了重大心理问题，谢特玛医生也知道这个，希望他们可以允许卡门转去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接受口服治疗。泰斯米尔医生告诉我他帮不了我，他解释说他不能把同事的病人这么简单就转交了，说再过一周半谢特玛医生就回来了。
我愤怒到了极点，告诉他，在今天之前，我一直天真地以为医生会把病人的生活质量放在第一位，而我妻子的生活质量几乎为零了，因为每周在化疗前几天，她就坐立不安，哭泣不止，因为她无法面对那根导管再插进她身体里。然后我又提起了一件往事，一个宿怨——而且不是不相关的——我说我原本希望医生会有一点人性，因为我妻子最终会这样，都是因为他的一个同事——沃尔特斯医生所犯的一个错误，差不多两年前的那个错误。
泰斯米尔医生变得愤怒了，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还说在他看来，此事与目前的讨论毫不相干，他还认为我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极为不正常。
“你要说的就这些吗？”我问他。
“是的。”
“那好。那么到我说了：我不会再与你有什么交往。”我还说他将收到一份言辞激烈的传真，同时我会将副本发送给谢特玛医生和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因为我把妻子的幸福看得比谢特玛该死的假期更重要。
卡门问我们是否该作罢。想都别想！我已经狂怒。我们一直被人鱼肉，任人宰割。
马上，我走过去坐在电脑旁，开始打着传真，在传真中我写道，如果必要的话，我会把这件事曝光给媒体，以保证我妻子能接受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测试，并且我保留采取任何其他方法的权力。我其实一点也不知道其他方法会是什么，但我认为这听起来具有威胁性。
第二天我将信传真出去，九点的时候电话响了。
“范迪安潘先生，我是罗登巴赫医生，是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学总监。圣卢卡斯医院的泰斯米尔医生给了我你的电话。”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罗登巴赫医生就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他是那种让病人倾述、并且也会倾听的那种医生。他告诉我们口服测试的结果仍然不确定，而化疗对卡门的效果较好。他建议卡门不要进行测试，并提出另一个替代方法，不用插管注射。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这在我听来就像是一种化学化妆品，但似乎是一种很方便的小器械，麻醉之后植入乳房附近的皮肤下面，做一个很小的手术。药水就可以通过一个永久性的孔注入静脉，而不是通过针和导管，这是无痛的，而且一般首次做都有效。卡门说她六个月前就从网上聊天群里得知这种小器械，她曾经和谢特玛谈过一次，但谢特玛强烈建议她不要使用。说这种手
术相当大，而且经常会被堵住。谢特玛认为没必要这么麻烦。
“那么——嗯——在我们听来这很好。”
罗登巴赫尽他最大的努力、维护的那个圣卢卡斯医院的同事谢特玛，我曾经问过她让我妻子在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接受治疗会不会更好，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专门治疗癌症。就是那个谢特玛，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