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到最后》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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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公寓和舞厅一样大，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价值不菲。光厨房就比我们阿姆斯特芬路的家里所有家具花的钱还多，倒不是弗兰克经常进厨房，因为他不会做饭。弗兰克不会熨衣服，也不会洗衣服、购物或换自行车胎。此外，弗兰克没有管家，没有驾驶执照，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繁杂的事务。有时他父亲会从布雷达来这，把他公寓的家务活都干完。他妈妈负责整理，给他洗衣服。他每周两次来我家吃饭，而且他极其理所当然地认为不管我们开车去哪，他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他常和我们一起去，他觉得如果是真的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么多。
“我肯定不能让你一个人过女王日，对吧？”弗兰克和托马斯不同，他和我拥抱、亲吻不会觉得尴尬。度完假回办公室、过生日、还有赢得新客户时，我和弗兰克总是会互相拥抱。我喜欢这样。这让我想起通常只有在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里或啤酒广告里才见得到的那种友谊。我们家马上就被弗兰克弄的气氛高涨，卡门既高兴又意外，卢娜高兴得叫起来。她非常喜欢弗兰克，弗兰克也非常喜欢她。
我们坐在餐桌边，弗兰克愉快地应卡门之邀一起吃星月形面包，他问我们怎么样，卡门原原本本告诉他，期间偶尔被我打断。每次她觉得难以继续时，弗兰克就把手放在她胳膊上，他很仔细地听我们述说昨天发生的一切。谢特玛医生的解释、化疗，以及我们走过走廊和走出医院时的心情。
这时我变得更沉默了。起身去了好几次厕所，其实我并不想去，但我就是坐立不安。幸好，我闻到了屎臭味。
“我带卢娜上楼给她换尿片。”
我抱起卢娜上楼。我的眼里满是泪水。我把卢娜屁股擦干净，换上一块新的尿片。卢娜露出惊讶的表情看着我。“哦，宝贝，我的亲亲小宝贝——”我扣上她连衫裤上的按扣，举起她，然后紧紧抱在怀里，泪水从脸上淌下时，我扭头看着窗外。我仍然无法接受，我们才三十六岁，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们过着美满的生活，我们有足够的朋友，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是现在，女王日，我们却坐在这花了半个上午的时间只谈论癌症。
把弗兰克送走之后（他问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不想和他一起出去——卡门没有松口），我甚至更加焦虑。今天早些时候她告诉我，不想在一群呐喊的人群中度过下午。我当然理解，但是想到整个下午就坐在这里伤心几乎使我发疯。不让丹尼参加派对，比抢走卢娜的傀儡娃娃还要糟。现在，特别是现在，我想出去，我想喝个大醉，我想参加派对，我想做任何事，只要不继续谈癌症。
坐回餐桌边时，我重重叹了口气。
“你烦了也不必表现得这么明显，”卡门尖声对我说，“得了癌症我无能为力。”
“不，我也不能。”我愤怒地说。
我想跑我想躲我想挣脱那困住我的牢笼U2；from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The　Joshua　Tree；1987）13一个小时以后，我再也无法忍受。卡门坐在那翻阅《身体内部世界》，我知道她其实看不进去。
“该死，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在家里干吗？”我突然吼道。
她看着我，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哦，不，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吗，过去二十四小时无数次的痛哭？我逼着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跑向她，紧紧抱住她。“宝贝，我认为出去做点什么对我们会更好，这样对我们一点好处没有，至少我们带卢娜去沃德尔公园吧。”
她擦掉眼泪，“好——是的，也许这样更好——”女王节这天，沃德尔公园满是来自城市高级区——阿姆斯特丹南部的孩子，甚至急于表现天分的孩子也都是阿姆斯特丹南部的，两个小男孩正在卖自制的桔馅饼，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他们是儿童唱诗班的。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做过馅饼，也想象不出布雷达鲁德的哪个朋友做过这个。还有一个孩子在背诗，脸上严肃的表情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如果我有个这样的孩子，我宁愿不要。”卡门说。
是谁让孩子做这些？诗歌就像华丽摇滚，像4—3—3布阵的足球队——除了我年迈的荷兰语老师和《荷兰国家日报》的评论员，我不知道还有谁会读诗。这些孩子在自豪的父母关切的目光下演讲朗诵、弹小提琴、耍宝，通常他们都很恼人，我和卡门越来越厌倦。一个穿橙色衣服的小女孩，扎着马尾辫，让我们听她学小提琴的经过。“我宁愿卢娜进监狱也不愿让她去上小提琴课。”我在卡门耳边轻声说，她哼了一声。这个穿橙色衣服孩子的母亲不会认为我们很风趣的。
“很好，不是吗？”我问，将卢娜抱到我的肩膀上坐着，穿过巷子走向公车站。
卡门吻我脸颊，眨了眨眼睛。
那个可爱的夏天已经远去了那个始于五月的夏天你以为它永远不会结束但不知不觉间夏天又已远去了Gerard　Cox；from　Het　is　weer　voorbij　die　mooie　zomer（Het　beste　van　Gerard　Cox；1973）14再过三个月，夏天就结束了，化疗也会结束了。那时卡门头发已经掉光了。开车带卡门去医院做第一次化疗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夏天有很多事我基本上可以不用想了。周日布鲁明岱尔海边之旅？不，如果卡门没有头发了，她几乎不会想去。如果化疗对她身体产生极大影响，那我们也可以打消去纽约过复活节的计划了。星期二下午在公园踢足球？算了吧。我必须待在家给卢娜喂吃的，哄她睡觉，因为卡门正在楼上躺着，不停呕吐。当然我可以经常给弗兰克或穆德打电话，让他们来替一会儿，然后自己去踢足球——
我甚至还没有考虑这个夏天、这次化疗以后的生活。我甚至不敢开始去想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会发生什么——我不敢往后想。
我们开车到环形路时，开始下小雨。好。就我来说，这个夏天结冰都可以。我关掉收音机，今天上午DJ埃德温？艾维斯对我来说过于快活了，我打开CD，迈克尔？斯戴普唱道：“不管日子多么艰苦都要撑下去，就算所有的事都是错误，就算明明知道生命无法继续都要努力。”我们俩都沉默地坐着，卡门也在听。她擦去一滴眼泪，我把手放在她的腿上。“不，不，不，你不是单独一人。坚持，坚持。”卡门把手放在我手上。“坚持，坚持。”“嗳。”歌曲结束时卡门叹了口气。
我们朝走廊尽头谢特玛的办公室走去，首先是抽血样，不记得是验什么了，大概跟白细胞有关，不然就是红细胞。他们给卡门扎针抽血，然后给她一块棉签压住扎针处，再然后我们又回到走廊上。等。在医院的这几个星期我明白了一点，等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们给你的预约时间只是准备阶段。一刻钟以后，我已经看完了在医院商店买的《人民报》。刚才我在走廊上看见女性杂志中有《荷兰国际足球》，还有《故事》和《玛格丽特》，《国际足球》里面介绍的比赛结果，我大部分都已经知道了。终于，我们被叫进去见谢特玛医生，这次她看起来甚至兴致很好。
“那么，今天我们是要治疗了，不是吗？”她说，就像个童子军领队带着一群小童子军在阿登山脚下。
卡门的血液没问题，治疗可以继续。她说，我们要去三楼的化疗室。
我从来没有做过，但隐隐觉得看化疗不会是一个灾难。我答应卡门每次我都陪她一起去，她放了心，说我真好，想陪她。嗯，是，“想陪她？”我暗想。我只是不想卡门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罢了。我无法想象会有人真想陪着去做化疗。
我没有错。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