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到最后》第3章

宴，也是精神盛宴。
就在我们激情过后，她又开始哭起来。
“别这样，宝贝。”我低声安慰，轻轻吻了吻她的头发，把脸埋在她的秀发里。
“下星期是你的生日，”后来我关灯时她说，“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庆祝了。”
“后悔”总是来得太迟
Extince；from　On　the　Dance　Floor（binnenlandse　funk；1998）
5
到三点半了我仍然没有睡着。脑子里一直想着要怎么向家人和朋友再次报告这个坏消息。就跟半年前的情形一样，在检查结果还不明确时，让所有人跟我们一起担忧。切片检查安排在十天后的星期五，虽然卡门希望尽快做手术好确定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沃尔特斯医生告诉卡门，他们无法早做，他让我们放心，十天反正也没什么关系。今天傍晚我又为这事上火的时候，卡门没好气地说，“那我能说什么呢，丹？说我们自己做切片检查？”此后我就闭嘴不再说了。
沃尔特斯医生。六个月来，我见他的时间一共大概就半个小时，但我能清楚地记得他的脸。约55岁，灰发，斜分，戴着圆框眼镜，白衣。自从半年前卡门去家庭医生巴克医生那里做完检查后，噩梦就开始了。他建议我们去医院检查乳房，说是为保险起见。我们被吓坏了。在圣卢卡斯医院我们见到沃尔特斯医生，他检查了一下，说卡门需做切片检查，这让我们更加害怕。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切片检查是什么，而是因为如果你去医院，要做你从未听过的检查，这本身就是坏消息了。
切片检查的前一晚，我们躺在余晖照射的卧室，我努力不让卡门注意到我内心在激流汹涌。因为就寝前我从她眼睛里看出来她害怕极了。我真的理解，因为对我们来说，癌症就等于死亡。
沃尔特斯医生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细胞很活跃，我们还不确定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它不是恶性的。”我记得他一说完我们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只想赶快离开医院，离得远远的，回归我们的快乐生活，我们可以继续快乐地过以后长长的日子，就像我们所计划的那样。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千年万年的计划。一走出医院，我们紧紧相拥。我们高兴得就像是刚刚拥有了一个健康的婴儿。我高兴地打电话给卡门的妈妈、托马斯和安妮、弗兰克和穆德，告诉他们没事了，卡门很健康。
不是恶性的。难道我们不该向沃尔特斯医生问清楚，这不确定的到底是什么吗？难道我们不该再去另一家医院，听听不同看法吗？说到底，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错吗？难道不是我们自己搪塞了事吗？卡门高兴、放松情有可原，但是难道我不该继续寻求结果，坚持让医生继续检查，直到完全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吗？白痴的是我，不是沃尔特斯医生。毕竟，我才是她的丈夫。难道我不该保护她吗？
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我的脑子里浮现了这句话。
这次不会再那样了。如果下星期他再保证没有一切正常，我就要揪住他的医生袍把他从桌子后面给拖出来。我保证说到做到。
微笑，只是一种嘲讽
Rita　Hovink；from　Laat　me　alleen（Een　rondje　van　Rita；1976）
6
卡门是在圣卢卡斯医院的肿瘤科做切片检查，我看见推拉门上面的门牌上写着“肿瘤科”。我模模糊糊知道这个词，但我不知道它和癌症有什么关系，它看起来是这么无害，更像是研究猛犸象是怎么灭绝之类的东西。
圣卢卡斯医院。有些人认为那个大型欧帕停车场是阿姆斯特丹最沉闷的建筑，也有人选择荷兰银行，或比玛尔区的高层建筑。我想邀他们来圣卢卡斯医院参观参观。一看到它延伸在A10高架桥旁，我就起一身疙瘩。
卢娜在空中舞动她的玩具人艾莫，那是上星期她得到的生日礼物。卡门坐在床边，她刚称过体重，抽过血。她装着洗漱用品、拖鞋、一件波斯丝绸睡衣（我不知道她还有这个）和一本《嘉人》杂志的那个黑包扔在床上。我挨着她坐下，外套还没脱，拿起我们刚拿到的两本手册，一本绿色的，《癌症患者须知》；一本蓝色的，《认识乳腺癌》。两本手册上都有薇赫明娜女王基金会的标志。我开始浏览蓝色手册，就像在飞机上看免税指南使自己进入状态一样。第一页最上面写着手册目标读者，我看到我和卡门属于目标读者。我不喜欢属于哪种目标群，更别说是这种手册的目标群了。在目录页我看到章节标题，什么是癌症、假体乳房、战胜疼痛。为什么我们要看这种东西？不就是个切片手术吗？我们就不能暂时表现得好像一切正常，也许红肿的乳房上收缩的乳头是由荷尔蒙或什么引起的？这几天乳房更红更大了，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我也能看出来。
现在已经九点了，一位护士走进来。她拿着一份写着卡门名字的病历夹。
“又看到它了。”我对这病历夹点点头说。
卡门笑了，微微的。
“切片手术安排在12点。”护士说。
这位护士50岁左右。她说话时语气尽量客观。有一次她甚至把手放在卡门膝盖上安抚她。卡门很友好，她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我感觉很怪，我真正想做的是带卢娜回托儿所，然后尽快去MIU。我不知道这样的一天离开这个医院后还能做什么。
尽量使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吧，我想。
卡门感觉到我的不安，笑着说，“你走吧，我自己能行。MIU的咖啡可好喝多了。”
“你妻子麻醉醒来后，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护士说。
我和卢娜拥抱了卡门，我轻声对她说我爱她。在门口我给她做了个飞吻，卢娜挥挥手。
卡门勉强笑了笑。
我把泪水藏在虚假的笑容背后
Isley　Brothers；from　I　Hide　My　Tears　Behind　a　Painted　Smile
（Soul　On　the　Rocks；1967）
7
十点，我打开办公室的大门，办公室在奥林匹克体育馆。从我们拿到钥匙的那一刻起，这里就让我感觉到比家里更舒适。我的部分青春就属于这个体育馆。十六岁从布雷达来到这，我发现80年代初五彩缤纷的阿姆斯特丹魅力非凡。经常，星期天我就会坐火车来阿姆斯特丹，星期一早上我就可以告诉学校每一个人阿贾克斯（或者我们称之为哦贾克斯）的火爆场面。
弗兰克喜欢美女，我喜欢阿贾克斯，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就选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看台下方，这是最折中的方式。我坚持整面侧墙贴上7€？。5的巨幅画，画中可以看到冠军杯总决赛之前球员在无数小旗和红色烟雾中走上球场的情形。MIU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我十五岁时的卧室，只不过空间要大上十倍，而且要酷上不知道多少倍。这是弗兰克和设计师的，设计师戴着时髦而滑稽的眼镜，是个女人气的英国男人。他认为我的足球情结与这儿的整体风格不协调。我说那就难办了，我还说他的创意很好，但不能动我的那幅画。关系到足球的场合我是非常有原则性的。他不情不愿地同意了，但要求全权处理办公室其他地方作为补偿。“我没意见。”我说。然后就这样了。他坚持办公室的露天场所要放上三块有机玻璃屏风，2米宽1。5米高，一块红色，一块黄色，一块蓝色。他还坚持书架后面装上粉红色荧光灯，一面5米高的墙壁漆成苹果绿，另一面墙用波斯风味的挂毯盖住。我认为确实是五颜六色，结果装修超出预算，弗兰克笑我自作自受。
陪你到最后　第二章（2）
此后，那个女人气的设计师和弗兰克快马加鞭，毫不松懈。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搬了进来，弗兰克曾得意地跟我说，除了报社、负责三家国际杂志的广告公司、古迹杂志、两家设计集团（包括一家丹麦公司，里面有位身材惹火的美女。听了之后我对预算超支一事闭口不提，反正钱都花了）外，还谈定了一个新客户。原来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公司，比想象中简单。
“嗨！”进去的时候我和大伙儿打招呼。大家都在。我先走去小厨房的咖啡机边，那是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开放式办公室就有这个缺点，你做什么事情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咖啡机是弗兰克采购回来的，所以咖啡属于合理开销。平常按了按钮之后大约半分钟，咖啡才会装满杯子。今天，却觉得时间飞快，一下子就好了，所以我并不急着走出去，想让心情平静下。我鼓起所有的勇气走过穆德的办公室，躲避了她的注视。
我坐下时，弗兰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