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传》第32章

动》，变成了他为之创作小说这个宽敞空间的“美人”，变成了她在其中找到表现、保护和私密宁静的小说。花瓶的双重性包含许多内容：艺术家可以退遁其间的避风港或庇荫；他可以献身侍奉的理想女性；死后可以传诸后世的艺术品；至少可以盛放那表现为艺术家的自我的骨灰瓮。如果是一张可以亲吻的嘴，那末嘴就是他在其中找到庇护的世界；如果说是一个可以钻进去的娘胎，那末娘胎便是苦恼的心灵在其中找到暂时庇荫和永久表现的瓮。
在所有小说中，福克纳对《喧哗与骚动》的情意最深。写作此书不仅重新予以他生活的目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有事做”）和希望（“相信它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也予以他一种“具体的、生理的、但又朦胧而难以描绘的感情”。写作时体验到狂喜，特别是“热切、快乐地相信笔下的白纸不会辜负或破坏他的期待”。《喧哗与骚动》既是一则如福克纳亲口说过的“阴森森的疯狂和仇恨的故事”，写作时又那样呕尽心血，体验到狂喜之说不免令人诧异。但是，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找到了在《蚊群》中希望找到的工作：“组成这个世界的种种司空见惯的偶然——爱、情、生、死、性与愁——以完美的比例合在一起而呈具灿烂永恒的美”。在随后几年中，他一直把这部（他的第四部）小说，说成是伟大的失败、是他的理想的不完美的实现。为了继续努力，追求他那“尽善尽美的梦”，他需要希望，也需要不满足。如果说失败可能把人逼至绝望，成功也可能使人丧失目的。“一本书就足以使人丧失目的，不论你涂了多少字。一本完美的书，就是你要的一只瓮或一个形体。”
他曾写信给马尔科姆·考利说：“作为个人，（我）希望从历史中除名、取消。”
他要自己的著作成为他的生命留下的唯一痕迹。这些话既表示希望隐姓埋名，又暗示他同艺术的关系。他认为，真正的他是以不同方式、既朦胧又明确地表现在虚构小说中的自己。在这层不寻常的意义上，他的小说带有深刻的自传性质。他的一个兄弟曾经写道：“我看从来没有人像比尔那样把自己和著作等同起来……有时简直分辨不出哪一个是比尔，是他本人，哪一个是小说中人。然而，你确知二者是同一个人，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福克纳知道，人物、“那些阴影般、但是栩栩如生的形体”正是探索、投射和表现他的公开生活和私生活的媒体。至少有过一次，他动情地问，究竟是他“创造了小说中的世界，还是小说中的世界创造了我”。
间接的媒体和间接的表现，同不完美的成功一样，意味局部的完成，包含几种涵义。福克纳需要从侧面写凯蒂，需要把这部小说称作一系列半途而废的不完美的行动，使它同整个复合体挂钧。他介绍《喧哗与骚动》时说的话，一半是对认识论的赞美，一半是承认美是难得的；值得一睹、值得认识、值得一写的东西决不能直接或充分地让人见、识、写。但是，强调间接和不完美也是一种策略，籍以走近禁区、说禁说的话和做危险的事。对埃尔默·霍奇来说，他的姐妹佐爱蒂和她身后的“朦胧的女人、朦胧的母亲”就是“他思想深处的朦胧的形体”，是他既害怕又渴求的一切东西的核心。由于“做那唯一能令人满足的行为”不仅有危险而且遭禁止，因此既不能成为他的目的，又必须成为他的目的。埃尔默的生活和艺术成了粗陋的模拟手段。《喧哗与骚动》则相反，不仅是揭露的艺术也是隐藏的艺术，是延宕、回避和取消的艺术，特别在涉及凯蒂之处。予以她表现机会的作品同时也予以她庇荫、甚至私密性。福克纳认为从侧面写不仅更富激情，还给他更广阔的天地。对他来说，欲念和犹豫几乎触及一切，使他的想象既是影射又如幻觉，使他的艺术突出地成为推论和猜测的艺术。
在《坟墓里的旗帜》中，福克纳巧妙地掌握素材，加以拆开重建。在《喧哗与骚动》中，他掌握童年时期的痛苦和遭窒息的爱、童年的失落和空缺、遭禁止的欲望和需要。在《喧哗与骚动》中看到的失落是由于父母的懦弱和不称职、父母的冷酷、谴责和弃绝。作者在迪尔西这个人物身上再创造他从小求得依靠的爱之港，在凯蒂身上创造了他渴求的爱之港；前者是纯粹的母性，后者是奇怪的混合。在他从未有过的姐妹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姐妹，也是母亲（她对本吉扮演母亲的角色），也是情人（禁止实现的一种可能）。小说的中心人物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就像福克纳写作时体会的感情一样，是“具体的、生理的也是朦胧的”。即使在走近她时，也不得不躲避她，在揭示她时不得不隐藏她。作者在凯蒂身上创造了一个与她的生活世界完全吻合的人物：她和《喧哗与骚动》一样，既是向后看和逃避的产物，又超越了向后看和逃避。
1928 年9　月，福克纳已完成《喧哗与骚动》的初稿，开始打字。满心以为自己的书“再也不会出版”，所以不打算交给出版商，他要自己装订。9　月末，收到一纸《萨托里斯》的出版合同。被利弗赖特退稿的那部小说，哈库特布雷斯公司准备出版，至少出其中的一部分。福克纳当即打点《喧哗与骚动》的初稿和未完成的打字稿，前往纽约。他有一笔预支稿费300　元可以过日子；他有莱尔·萨克森、比尔·斯普拉林和本·沃森等朋友家可以去拜访；在纽约和牛津一样可以修改和打字。
他在莱尔·萨克森的公寓里住了几天；后来自己租了一个房间，可以工作。本·沃森删改《坟墓里的旗帜》时，他修改《喧哗与骚动》。他平时修改已很认真，这部书更是全力以赴。有时朋友们一连几天看不见他的人影。
修改时，专注和深情丝毫不衰。后来说：“我干得太卖力了，甚至怀疑自己会不会把不该写的也写了进去。”这也说明他对出版萌生了希望。虽然如此，他对自己的朋友们仍说没有把握，不想再抱什么希望，免得再失望。他写信给巴玛姑姑说：“这是我读过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恐怕再过10 年也不会有人愿意出版。”然而，从他的修改，显然看出他在努力提高小说的可接受性，不一味追求合自己的口味。他增加了斜体字段落，表示时间上的跳越；增加了一些补充说明的段落；把过门和影射点得更清楚。
修改完毕，福克纳在打字稿上注明日期“1928 年10 月于纽约”，然后交给本·沃森。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紧张而满意的劳动。后来他说：“我写《喧哗与骚动》可谓呕心沥血。”起先他很兴奋，对本·沃森说：“朋友，你读读这部稿子，真他妈的（不错）。”但是，他久已知道，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沮丧和死寂、后悔和内疚；第二天“醒来时感觉百无聊赖”。写《喧哗与骚动》不止是一次深入想象王国之旋，也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再要从中走出来，几无可能。他害怕辛苦到达的终点，害怕“切断供应，堵塞源泉”。
也许像普鲁斯特（5）　和里尔克（6）　一样，福克纳知道“大功告成的感激”意味着沉默，也许不止是沉默，还有退稿和惩罚。其后日子里的所作所为也确实给他带来了沉默和惩罚。
朋友们习惯了他的工作方式，因此不注意他是否露面。一天晚上，两个朋友，吉姆·迪瓦恩和雷恩·斯凯尔斯，路过他的住所，发现他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身旁撒满了空酒瓶。他们把这病弱人带回家去，加以护理。这类事到他晚年屡有发生，有时几乎无缘无故，有时由于接到痛苦的任务或者处境不愉快，多半发生在长时间写作以后。《蚊群》中有一个人物说过，人们寻求并找到的“无限幸福……要靠酒精之类的外在媒介”。福克纳的醉乡之旅未必产生如此奇效，但是他显然需要酒精。
小说的结束往往带来世界的末日，世界的末日意味着最后审判；因此他需要并寻求一个缓冲。
他可以重新提笔以后，在迪瓦恩、斯凯尔斯和另一个朋友三人合租的公寓里住了几天，搬出去同一个画家雷恩·克伦普同住，他已过够了孤独的生活。二人同在公寓里工作，都很勤快，一个作画，一个写书。福克纳对《喧哗与骚动》的前途始终感到忐忑不安。好在利弗赖特已同他解约，哈库特布雷斯已宣布要出版《萨托里斯》，他如今有了一个忠实的朋友本·沃森，和一个知音的编辑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