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出书版)-第37章

据研究，在欧洲各种专制君主之中，哈布斯堡王朝是最著名的。一方面，奥地利帝国在国际上经常站在“反革命”同盟一边，另一方面，在内政上它恰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这个国家并没有因刘松龄所拥有的“科学”而“现代化”，或实行政治变革。＇12＇
在奥地利皇帝治下的是一个民族大杂烩，其中800万臣民是德意志人，比这多一倍的是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罗塞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还有500万匈牙利人，500万意大利人和200万罗马尼亚人。＇13＇确实，这样的政治，怎么就比中国好呢？＇14＇从某种角度说，这个“大清帝国”除了不信耶稣基督以外（它可有着多种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各个方面，可能并不多让于奥匈帝国。不但如此，就连整个欧洲文明，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康有为眼中，已是失望之极。＇15＇马戞尔尼带来那些“科学技术”及“坚船利炮”，就更不足道了。
乾隆初年，刘松龄对清政府真是充满了鄙夷。不过，他的看法逐渐也有所改变，也不再那么恨皇上了。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刘松龄说，不知该用什么话来赞美皇上的认真和思考能力。他说到做到。很想了解所有的事，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情况，不管是在打猎时还是在出访中。他做事情非常有条理，而且下边的人都愿意听他。中国人会发命令，也会听话。
在另一封信里，他赞美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有秩序的和平的帝国，不像欧洲人那么喜欢打仗。中国人这么喜欢和平，是不是因为欧洲的王国都是在战争中建立的，而中国是由于和平或自愿统一的？如果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全都听命于一个皇帝，而欧洲却有好几个国王？……【随文注=　Mitja　Saje：Zadnja　Dinastija　in　Izzivi　Sodobnosti（《中国近代史》）；参见高王凌：“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刘松龄研究之一）；美国人罗斯（E·A·Ross）1911年出版的《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页157）中写道：“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一样，并不依靠警察和士兵来维持和平”。】在这中间，刘松龄还引述了孟子关于“定于一”的话。＇16＇
一场重要的争论，——中国是不是“专制主义”？——就在这时发生在国际汉学的重镇法国。它也许是在历史上首次提出这一问题，其中部分原因则来自来华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牵涉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伏尔泰（Voltaire）、魁奈（Quesnay）等西方哲人。他们所依据的，主要就是杜赫德（Du　Halde）搜集耶稣会士报告撰写的《中华帝国志》（1735）。据此魁奈提出，世界上有两种专制主义，一种是合法的，另一种是随心所欲的。中国可能是专制主义的，假如人们想这样说的话，但它是合乎法律的而不是任意的。因为“中国政府的体制是以一种不可置疑的和占绝对优势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他抱怨他的对手们偏见太深。与之不同，孟德斯鸠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制。他把中国归入独裁制范畴（尽管他承认那里人民无限幸福）。相反，伏尔泰赞扬中国的政府。他认为实质上中国不是专制主义国家，而是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之上的绝对君权制的国家。“这个大帝国的法律与安宁是以最自然最神圣权利为基础的：孩子尊敬老人”。在所谓专制政府那里，君主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与生命。但在中华帝国，情况并不是这样。伏尔泰甚至赞扬与他同时的乾隆皇帝，还打算跟他通信。＇17＇
但是，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包括耶稣会士报告影响在内的“反专制”思想，在那一世纪即十八世纪之末，却引发了法国大革命。＇18＇而在中国，则于二十世纪之初推翻了大清，并在辛亥百年之后，仍对其不依不饶。
在所有这些方面，与“传教”问题一样，都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但像基督教应否东来一样，＇19＇；其实，清朝皇帝就曾以此种见解质问罗马教皇。）这些也都并非刘松龄个人所应负责的问题。说到这里，我倒觉得刘松龄批评乾隆的信件，＇20＇。）显示出一些他个人值得称道的人品。
在中国，刘松龄似乎拥有多重的身份，他是一个传教士，传教，是他的最高“使命”；照理，他只为传教，别的世俗事一丝一毫不管；＇21＇但在实际生活里，他同时又像是一名“外交官”，或“驻外记者”，向自己国家（或教会组织）报道驻在国的“新闻”，或在报章发表自己的发现；＇22＇有的时候，更像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但与之不同的是，他同时也是中国的一名官员，负责“天文”等“科学”工作；有时也不免为了大清参加一些外交事务（乾隆十八年刘松龄即因迎接外国使臣“甚属黾勉”，而被给予三品职衔）。＇23＇
刘松龄有这些思想（包括“骂皇帝”等），并不“丢人”。因此也许还拥有了特殊的史料价值（同类的也只有那些朝鲜史料）。其实，刘松龄提出这些批评，不论他的勇气，还是内在的“道义原则”（包括他的“不同政见”、“人权思想”和锐利目光），都是很可观的，不容随意抹煞。
俗话说“一叶障目”，刘松龄等一干传教士，对乾隆仍有许多没看到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对外来的观察者一概否定。如论清代政治之失，不在所谓“专制”，而在所谓“私心”，朝鲜使臣朴趾源曾说：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陞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此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
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
天下之患常在北虏，则迨其宾服，自康熙时筑宫于热河，……今皇帝身自统御而居守之矣。
西藩强悍而甚畏黄教，则皇帝循其俗而躬自崇奉，……分封名王以析其势。
此清人所以制四方之术也，独于中土似若无所用心，然其心以为，天下之小民，薄其赋敛则安矣，……但天下之士大夫顾无可安之术，则估尊朱子之学大慰游士之心。……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24＇
似乎清人统治天下，皆为一种“术”之运用，且有“阴”、“显”的两个方面，无论是“尊朱子”，还是“薄赋敛”，并不是像他自己所标榜的样子。＇25＇尽管朝鲜人的态度已有所转变（如称“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26＇“乾隆行宽大之政，可谓贤君”＇27＇，但仍持如此严厉的批判态度。
用人则“内满而外汉”，使臣李彝章回国报告里写道：
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积怨太甚。
朝鲜国王评论说：“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28＇乾隆八年考选御史，杭世骏策称：
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有意见、畛域（之分设）？＇29＇
或者，就像伦敦大学国际会议论文所说（2010年）：
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于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挟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带有着“国际背景”。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民族矛盾”、“野蛮落后”，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一步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性质”。所谓“清朝统治者”，已有几分接近于“现代政党”。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外来者”的“异质性”和它的主动“侵略性”（不仅表现为清初“薙发”）。＇30＇
这确是异乎传统政治之常的，也无怪时人之不易接受。
1773年，耶稣会团体被罗马教皇下令解散，第二年，作为“最后一个耶稣会士”的刘松龄，“以忧郁卒”（享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