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出书版)-第22章

得旨：“依议”。
五年六月戊寅，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请定交租之例，以恤贫民：
豫省佃户，均系贫苦之人，而地主苛刻者多，宽厚者少。往往于被灾年分，照常征租。穷民无所出，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请酌定章程，如被灾五分，则收成止五分，自应止收五分之租。被灾六分，则收四分之租。甚至被灾十分，租息自应全免。
得旨：著照所请行。至各省可否照此办理之处，大学士会同九卿议奏。
闰六月庚子，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奏：
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佃户交租之例，奉旨允行。臣窃谓天下之田地，……虽上熟之年，田主亦不能收十分租谷。若有荒歉，惟照收成分数交租。田主断不能收租于分数之外，佃户亦止肯交租于分数之中。业户出田以养佃，佃户力作以交租。民间交易，情可相通。若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请民田佃种，照旧交收，不必官为定例。
户部议覆：
该御史所奏似属平允。请勅下各省督抚，仍照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内谕旨，实力遵行，以杜纷扰。
因此收回了六月成命。
在这一轮提议中，提督永常是满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抚雅尔图是蒙古镶黄旗人，再加上乾隆皇帝本人，几乎没有一个汉人。
对于官府蠲免劝减田租应否硬性规定成数，历来颇有些批评意见。似乎清政府就应该站在佃户立场上，否则就大错特错了似的。又似乎清朝政府可以一会站在“农民阶级”立场，一会又改换为“地主阶级”立场。这可以说都是对满洲统治的特性缺乏了解。
其实，这些不过是今人看法，在清人眼里恰是大异其趣。金文榜于《减租辨》（1863年）中，在引述了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谕后，写道：
细绎谕文“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两语，足见圣祖久有此心，并非空言。
其谓“绳以官法，则势有未能”者，亦以当时佃业，谊同亲戚，自能痛痒相关，不须官为限定耳。
又曰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者，原以此事责成有司，更无游移。
而曰“务使耕作农民有余粮以赡妻子”，则体恤农苦，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至农人之隐愿，亦止于是而已矣。
若所谓“其不愿者听之”，乃正善为调剂，曲全业主体面之意。其惠爱佃农，上文业已详言，语末自不能不兼顾业户。听之不理，则业户究竟无权矣。
盖当时朝廷政教雷厉风行，莫敢阻尼，不独业户震重天语，断无不顾之理；即使业户不愿，而佃户闻圣上一番眷恤及其妻子，又谁肯竭脂膏以输业主乎？且不愿者既已听之，则亦只不愿于心而已；索诸佃不应，告诸官又不问，隐然以可减之法听佃户自为，岂非仁术之施于无形者乎？
在他看来，当时业佃双方本就谊同亲戚，痛痒相关，不须官为限定；而在政府“惠爱佃农”的政令之下，一方面，业户“究竟无权”，而“莫敢阻尼”，另一方面，佃户也不肯多交地租。这就自然达到了减租的目的，岂不正是“仁术施于无形”？＇4＇
乾隆十三年二月，高宗阅《山东通志》内载圣祖欲山东有身家者“减轻田租”、“赡养佃户”之谕时，又提起这一问题，谕：
今朕省方问俗，亲见民情风土，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揆厥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夫睦娴任恤，自古为重，利岂专在贫乏，富户均受益焉。＇5＇
一方面谴责了“不能赡养佃户”的业户，同时，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
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政府通常不准加租，如直隶总督、名臣孙嘉淦说：若业户添租，“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对加重租息。同时，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杂租及大斗苛求。
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乾隆二年二月戊寅，上谕停止增租，夫旗人民人，均吾赤子，朕一视同仁，并无歧待。著……令该督保题，停止增添（地租）。
并于乾隆五年议定，旗地“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
为何不许随意加租，清廷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在嘉庆朝昭槤的案子中，有一条上谕明确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赋”准则，一般地主业户岂可随意增收地租？＇6＇这也许就是政府不许随意加租的最有力的说明。
乾隆十三年，雍正五年所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也终于修订完成。＇7＇追索欠租，过去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也没有什么定章可循，从此以后，佃户欠租，业主不得擅自责罚，佃户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则官府皆可出面追究。新的规定无异给地方官员平白增加了许多负担，而与他们应负的主要职责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虽遇强佃抗欠，“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8＇旗人取租，“乃州县中有以抑挫旗人为不畏强御者，有以袒护民人为善于抚字者，遇此案件，大都置之不理”，＇9＇　毕竟被置于一个较次要的位置。
在十八世纪，清政府还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取消了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人头税”，而代之以“财产税”（土地税）。取消“力役”，而代之以“雇役”。同时，改变身份制度，取消“贱民”名义，提高“雇工人”的身份地位，等等。上述种种作为，从“国家的视角”看，似乎便是欲使社会“平民化”，从而实现国家的“直接统治”。
同一时期，与之相关的是，民间租佃关系也有所调整，地租实收率不断下降，租佃制度得以修订。
据研究，自清初（甚至明末）以来，中国的地租额和地租实收率就在不断下降。地租额的下调幅度一般是在20个百分点以上。而在十八世纪，地租实收率大约不过租额的七八成：
1。十八世纪上叶：
安徽休宁黄姓祀租簿（1697—1746），呈下降趋势，实收率绝大部分为约定租额的八成左右；其中部分定额租亦呈下降趋势，以期初数为100，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4％；
福建龙溪县（1715—1743），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4％；
福建闽清县（1718—174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7％。
2。十八世纪中叶：
山东汶上县美化庄孔府收租总帐（1736—1775），平均实收额指数：小麦52％，高粱56％，豆类47％，杂粮41％。
3。十八世纪下叶：
安徽歙县仁和堂分成租册（1754—1790），呈下降趋势，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0％左右（从早期的74％下降到七八十年代后的56％）；定额租册，平均实收额指数为82％；
福建龙溪县（1753—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71％；
福建闽清县（1756—1799），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2％。
4。十八世纪末：
直隶旗地中的八项旗租地，在十八世纪末已完数占额征数的三成到五成不等，平均为34％；
安徽祁门李姓亨嘉会租簿（1783—1800），趋势有降有升，平均实收率约为78％；
歙县亨嘉会分成租簿（1783—1800），趋势不明显，平均实收额指数为64％；
浙江嘉兴某姓租册（1784—1796），平均实收额指数为90％。
其中大多在八成以下，一些地方甚至只有五成、六成。可见地租占单位面积产量的比重，即地租额，并不是一般所说的百分之五十，而不过百分之三十左右。在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全国粮食产量中，约占百分之十二的，或更低一些。＇10＇
十八世纪中国民间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这些变化不是偶然的，也与政府的政策及法律规定间有着某种关联。
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斗争”，还是某种“情让”（或所谓“道义经济”），即传统儒家理念作用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对此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也很难给出一个断然的回答。
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存在若干农民大起义（十八世纪几乎没有），同理，在日常生活中农民也可能有很多方法来对付地主，并由此渐渐修改了制度。我们不应把农民的这种能力，总与其行为的成果割裂开来。也不应把他们的形象理解为只是逆来顺受，懦弱不堪。这，应该说是一种互动的结果，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常态（用“日对仇讐”来形容这种关系并不妥当）。
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