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出书版)-第5章

＇18＇　《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一时辅佐之臣如鄂尔泰、杨名时、朱轼、赵国麟、史贻直、孙嘉淦，皆理学醇儒，见识正大，故为一代极盛之时也。
＇19＇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0＇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1＇　参见《乐善堂集》，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序；其少年读书之书屋“颜之曰‘乐善堂’，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集因以是名。
＇22＇　见《乐善堂集》卷1；雍正十三年十月，上谕：“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萧姡В骸队老苈夹唷罚海ㄓ赫┦辏洗唤裆希第吞尤氏停茏辔奚蹦旮⒓俺抑钍拢ò矗菏蹦晔逅辏Ｊ本俪抟蝗搜约耙病＝裆系羌螅晗Ｒ⒅巫铮云溆舷Ｖ迹莶泄侨庋伞０矗核登熬洹胺侨饰抟缘闷湫摹笔嵌岳习傩眨笠痪洹胺强砦抟园财渖怼笔嵌猿枷拢辔唤猓镂牧肌⒄沤堋⒅Ｓ来ā肚〉邸罚战逃霭嫔纾?005，页23。
＇23＇　乾隆三年八月癸未，仲秋经筵。讲毕，上曰：“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信敏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者。盖宽者仁之用，故惟宽然后能兼容并育，而羣生之众有所托命焉。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哉。”
＇24＇　《乐善堂集》，庄亲王允禄序。
＇25＇　《乐善堂集》卷3。
二、经济对策
3。面对人口问题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十八世纪，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在这一百年里，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增加到三亿（十九世纪，四亿），并与二十世纪的人口增加连接起来。中国开始面临了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
事情还不止如此，可贵的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十八世纪初叶，圣祖皇帝已指出人口问题的存在，并积极面对它：
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不可不为筹之也。＇1＇
故“平素间谆谆以此事面谕众大臣”，并提出“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的想法。＇2＇显示出清廷高度的责任心，与不肯“无作为”之意。
康熙皇帝的人口思想一直传给了他的继承者，如世宗雍正皇帝谕：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3＇
及至乾隆即位，自首次提出人口问题已有三十年（一世）之久。上谕：
惟是国家承产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
续曰：从来帝王治理天下之道，只有“教”、“养”两条。因为恒产、恒心，相为维系。“仓廪实而知礼义”，“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将施政目标定为“先养后教”。
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4＇
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可以说都是在作“养民”的功夫，其后才转到“教民”的一方面去。
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大小男妇人口，发现人口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乾隆五十八年，中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其数量之高，为中国历代所未曾有。
对于人口问题，如果说开始时还只有皇帝一人或少数几人有识于此，此时则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并且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之上，而是在认真地考虑其对策了。人口问题几乎成为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讨论的出发点，终于，它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
清代前期，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只有人丁编审（丁数长期徘徊在二千数百万上下），而无人口统计。如何估算当时的人口数字，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若采用所谓“回测”（即向前“倒推”）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口，雍正年间可能已有一亿五千万人（乾隆六年实为一亿七千余万）。＇5＇而据官方统计，到乾隆末中国人口已达三亿以上；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四亿三千余万。＇6＇
清代人口增长，是所谓“前现代”中国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十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与此同时，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几点罕见的“共时现象”。据研究，在西方，人口一直处在剧烈的波动和增减之中，但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不再倒退（实际上中国要比西方早半个世纪时间），直至现代。同期中国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7＇
人口增长及由此引起的相关努力，如加强政府等，在西方国家都属于“现代现象”，在中国则仍被视为“古代行为”，讥为“封建落伍”。传统“现代化理论”的这些观点，未必能承受清史研究新发现的检验。可惜的是，中国学术界十分自卑，不敢承认自己之“理论”，甚至置自己所有之“事实”于不顾。
按照过去学术界的流行看法，清代最早发现人口问题的，是乾隆末年的洪亮吉，因与西方人马尔萨斯同时，故被视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但洪亮吉与圣祖相比，已晚了九十余年。特别重要的是，二者的人口思想，在字面上并无多大出入。对人口问题，洪亮吉也主张从发展经济予以解决，与圣祖并无二致。这正代表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与之不同的、以限制人口增长为主导的思想，可能只是到下一世纪中叶，才在汪士铎的私人日记（《乙丙日记》）中有所表现；但它多少已偏离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而较接近于欧洲国家的人口思想。在西方，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以（发展）经济为主导的解决政治问题的主张。＇8＇与中国相比，差了一个世纪。
一直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康熙皇帝依然是陈腐老套，并没能提出限制人口。好像皇帝乐见人口增加，没有“砍杀尔”，就有什么“不是”似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就此作出进一步的回答。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里，我曾把中国传统经济分为四种类型，或称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个为“不发展经济”，有如清代十八世纪以前的广西；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长期停滞”，土地大量抛荒，耕作极为粗放。此后逐步起飞，进入“发展中经济”，则全凭人口的增加即需求带来的刺激，显示出人口增加对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在其早期看得最为明显，且最少会引起争论。
所谓“发展中经济”，其最显著的特征，即人口迅速增加，使它成为各发展时期中速度最快的一个。人力的投入，甚至可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同时，土地基本垦辟，进入精耕农业，有如清初以来的中南、西南以及稍后的东北和台湾，以及汉代以来广大的中原地区。过去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成果，因此有了“长期停滞”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误解。
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如清代的广东、江苏，其人口密度已然很高，但仍有显著的增长。清代中叶，广东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发明以“桑（果）基鱼塘”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生态农业”；江苏更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拥有全国最高密度的人口。这些地区人口是否已经太多了呢？据史料记载，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以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9＇仍有赖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