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第10章

是十年前却高达3。5万名，而索纳加奇的娼妓人数却十年来保持不变。
孟买警方的强力取缔，的确驱使一些妓院地下化，导致取缔的功效难以判定，也更难为娼妓提供保险套和医疗服务。她们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很可能上升，但是我们无从确知，因为我们无法检查地下妓院的女孩。然而强制取缔也让妓院老板无法获取高利，使得孟买妓院买进或卖出一名女孩的价格大幅下跌，因此人贩子开始把少女运到加尔各答，以便卖个更好的价钱。现在女孩被贩卖至孟买的情况减少，至少代表了些许的成功。
荷兰和瑞典的不同策略也凸显了“大棒”手法及“合法与管制”模式的差异。2000年，荷兰正式把卖淫合法化（大家原本就能包容），人们相信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提供娼妓健康及分娩检查，防止未成年人及贩卖受害者被迫卖淫。瑞典采取的是相反策略：1999年，政府把性服务的交易判定为犯法行为，但不是惩罚出售性服务的妓女，会被惩罚的（理论上会被判刑高达六个月）是付钱买性服务的男人。这种策略反映了一种观点：娼妓是受害者而非罪犯。
十年之后，瑞典的强制取缔似乎在减少人口贩卖及强迫卖淫方面较为成功。根据一项统计，瑞典的娼妓人数在前五年下降了41％，性交易的价钱也降低了——这充分表明需求降低。瑞典娼妓并不喜欢这样的改变。同时，由于价格下降，瑞典对人贩子的吸引力减弱了。的确，一些人贩子认为把女孩卖到瑞典不再有利可图，应该把女孩送到荷兰。瑞典认为这个策略大为成功，虽然当初制定法律时备受争议。一项民调显示，81％的瑞典人赞同该法。
在荷兰，卖淫合法化有助于替合法妓院的娼妓进行健康检查，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性传染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有下降的趋势。荷兰的皮条客依然在供应雏妓，贩卖人口和强迫卖淫仍继续存在。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非法妓女的人数是增加的，这显然是因为阿姆斯特丹成了性观光产业的中心。阿姆斯特丹市议会发现，性观光与犯罪确实令人忧心忡忡，他们在2003年停止实验，不再让街头妓女于“容忍范围”内拉客，但是依然允许合法妓院继续存在。所以，重点是什么？顾客可以轻易地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东欧来的雏妓，但是在斯德哥尔摩却找不到。
其他欧洲国家论定瑞典的实验较为成功，开始趋向于采用相同模式。我们也希望美国的一些州能够试着评估这样的模式在美国是否可行。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难以达成共识、造成两极化分裂的辩论，大多只是在分散注意力而已。比如在印度，严格来说妓院是非法的，但是如同之前所说，它们却无所不在。柬埔寨也是如此。在贫穷国家，法律通常无关痛痒，首都之外的地方更是如此。因此我们的焦点必须放在改变现实状况上，而不是改变法律上。
美国国会在2000年往该方向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国会要求国务院发布年度《人口贩卖问题报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根据各国对付人口贩卖的表现来排名，名次最低的国家就会受到国际制裁。这就意味着美国驻外大使馆必须着手搜集人口贩卖的相关资料，这还是头一次。驻外大使要与当地外交部的官员展开讨论，外交部也因此得把人口贩卖列入重大关切事项，与核武器扩散及恐怖主义等量齐观。这样一来，各国的外交部就会询问他们的警政署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的成果。
光是询问，就能把问题提上日程。各国开始立法，布局突击行动，汇整概要文件。皮条客发现贿赂警方的费用扶摇直上，利得也大幅降低了。
其实这个方式还可以更进一步。在美国国务院，处理人口贩卖问题的办公室已被边缘化，甚至被放逐到另一栋办公楼里。要是国务卿公开积极地支持该办公室，比如有相关的出差就带领办公室主任一同前往，则能提升人口贩卖的曝光率。总统前往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时，可以拜访“世界自救妇女”这样的收容所。当初欧洲商议是否该让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时，应该把人口贩卖当成一项议题；对于土耳其而言，这点还来得及补救。7
主张强制取缔的“大棒”手法应特别应用在处女贩卖方面。尤其在亚洲，这种交易在贩卖收益方面所占的比例极高，也是少女遭到绑架的原因。女孩一旦惨遭强暴，往往会认命地下海卖淫，直到死去。买方通常是富有的亚洲人——把这种人送一些去坐牢，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处女市场将快速萎缩，人贩子集团将转攻风险较低、利润较高的营业项目，娼妓的平均年龄会提高，强迫卖淫的数量也会缩减。
我们在柬埔寨西瓦帕克村（Svay　Pak）看到了上述的转变。该村曾是全球性奴役情况最为严重的地方。尼可第一次到那里时，在该村的妓院看见过七八岁的女孩。尼可假装成客户，获准与一名被卖至妓院的13岁女孩交谈，她正恐惧地等待售出初夜。后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人口贩卖问题报告》，严厉谴责柬埔寨，媒体曝光了柬埔寨奴役女孩的恶行，而“国际正义使命团”也在该处设立办公室，西瓦帕克村因此成了性奴役的典型，柬埔寨政府认为妓院老板送来的红包不值得惹上国际舆论的烦扰与因此带来的难堪，于是下令警方强制取缔了妓院。
尼可拜访西瓦帕克的最后两三次，妓院并没有明目张胆地让女孩们在门口招揽客人，妓院前门也上了锁链。妓院老板以为尼可是客人，紧张兮兮地把他从后门带入，然后叫一些妓女出来，但是人数似乎只是之前的1/10。尼可要求看看小女孩或处女，老板说他们必须安排一下，一两天后才能带一名来跟他会面。这个迹象显示，实质的进步是可能的。某种程度的卖淫可能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已经不再默默地任由性奴役横行天下了。
解救女孩容易，防其重操旧业难
我们以旧时的方式，成为21世纪的奴隶主：我们支付现金，换取两名女奴和两张收据，接着就可对这两名女孩为所欲为。
然而，把女孩从妓院解救出来是容易的，困难之处在于：防止她们再回去。女孩们获得自由后，回到社会却时刻感受到耻辱，再加上依赖毒品或受到皮条客的威胁，种种这些情况，往往导致她们重回红灯区。善意的救援人员不辞辛苦监视警方突击检查妓院，把女孩救出，带回收容所，给她们提供食物和医疗护理，最后却看到她们攀爬后墙逃出去，这不能不让人心灰意冷。
在柬埔寨西北部卖淫猖獗的地区，尼可与当时担任《纽约时报》摄像师的那卡·纳撒尼尔（Naka　Nathaniel）有过两次不寻常的购买经验。到波贝镇后，他们登记住进一晚八美元的宾馆兼妓院。这次的采访焦点是两名十几岁的少女娜思和茉姆，她们在不同的妓院卖淫。
娜思相当美丽，个子矮小、肤色较白，看起来十四五岁，但是她认为自己年纪还要大些。她不知道自己确切的生辰年月。被老鸨带到尼可的房间后，她坐在床上，恐惧得发颤。她来到妓院才一个月，这是她的第一个外国客人。尼可需要口译同时待在房间，这让老鸨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还是随了他们的意思。
娜思黑发过肩，粉红色的紧身T恤，同样紧身的牛仔裤，脚上配双凉鞋。她虽然脸颊丰腴，但是全身纤细，看起来弱不禁风。她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化妆品，跟整个人极不相称，像是个偷偷把妈妈的化妆品拿来胡乱涂抹的小女孩。
尼可通过口译询问娜思的成长背景及家人情况。生涩的对谈进行了一阵子之后，她逐渐平静下来，不再颤抖，眼光大多时候瞟向墙角的电视，尼可刚才打开了电视，好遮掩他们的声音。她简短地回答着问题，一副意兴阑珊的模样。
娜思坐在家门口。我们刚把她从妓院带回家不久。
（拍摄：尼可拉斯）
头五分钟，娜思表示她是自愿卖身的，坚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来来去去，但当她明白这不是老鸨安排的测试，讲实话并不会挨打时，才娓娓道出了她的故事。
一个堂姐把娜思带出村庄，告诉家人她在镇上帮娜思找了个卖水果的活儿。但一到波贝镇，娜思就被卖到妓院，并遭到严密看管。医生检查证实她的处女膜是完好的，于是妓院把她的初夜拍卖给一名泰国赌场经理。经理把她锁在旅馆房间里好几天，跟她上床三次（后来他死于艾滋病）。现在娜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