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第8章

——亚伯拉罕·林肯
在拜访完比哈尔的米纳·哈西纳与鲁奇拉·古普塔之后，尼可6从印度的一座边界村庄进入了尼泊尔。该村摊位林立，出售衣服、点心和极不人道的商品——数千名尼泊尔女孩就是从这个地方跨越边界，被贩卖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妓院里的。在那里，她们要是肤色较浅、面貌姣好、乖巧顺从、不会说当地话（降低逃脱的概率），价值就会比较高。尼可在边境检查站填写规定的表格单时，看到尼泊尔人大批涌入印度，并不需要填写什么入境单。
在简陋的边境办公室中，尼可跟一位英文流利的印度官员交谈了起来。官员表示他是情报局派来监视边境的。
“那你到底在监视什么？”尼可问。
“我们在看有没有恐怖分子，或是恐怖行动的补给品。”官员说，他并没有监视得非常仔细，一辆又一辆的卡车从眼前开了过去，“‘9·11’事件之后，我们这里要严加管制，我们也查看有没有走私或盗版的商品，要是发现的话，就会没收充公。”
“那么被贩卖的女孩呢？”尼可问，“你们检查吗？一定很多吧！”
“噢，多得不得了，但我们不担心她们，反正也无能为力。”
“你们可以逮捕人贩子啊！贩卖女孩难道不跟盗版DVD一样值得重视吗？”情报局官员哈哈大笑，举手作投降状，“卖淫是不可避免的。”他轻声笑道，“各国一直都有卖淫活动，要不然男人从18岁以后，一直到30岁结婚之前这段时间要怎么过？”
“可是绑架尼泊尔女孩，把她们囚禁在印度妓院里，这真的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
官员耸耸肩，不为所动。“的确是不幸，”他附和道，“但是只有牺牲这些女孩，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良家妇女才能够安全。”
“可是这些尼泊尔女孩很多也是良家妇女啊！”
“噢，话是没错，但她们是农村女孩，完全不识字，是从乡下来的，所以印度中产阶级的好女孩就能安全了。”
尼可咬牙切齿地说：“我懂了！要知道，美国在社会和谐方面也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来绑架印度中产阶级的女孩，强迫她们在美国妓院工作！这样一来，年轻的美国男人就爽了，你说是不是？那我们社会就更和谐了！”
接着是一阵不祥的静默，但最后官员捧腹大笑。
“你真会说笑话！”官员咧嘴笑说，“我差点被你耍了！”
尼可只好作罢。
人们对于奴役乡村女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跟200年前大家容许把黑人当作奴隶的原因是一样的：受害者从不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个人。印度政府派遣情报官员搜查盗版商品，因为他们知道西方国家在乎知识产权。只有当印度政府感受到西方对奴役的重视等同于盗版DVD时，才会派人到边界逮捕人贩子。
粉碎现代奴役的技术手段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政治意愿。政治决心一定是任何废奴运动的起点。我们并不是说因为这是西方的过错，所以西方人要为此负责。西方男人并非大多数贫穷国家卖淫业的主角。没错，在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和伯利兹，也有部分美国和欧洲的性观光客，但他们依然只是嫖客中的一小撮，大多数毕竟还是当地男人。此外，西方男人通常是跟多少出于自愿的妓女在一起，因为他们想带她回到旅馆房间，而被迫卖淫的妓女一般是不能离开妓院的。因此，并不是因为西方人是祸源，所以西方人有责任带头处理。我们之所以特别点选西方，是因为我们虽然处于奴役的外围，但我们的行动在克服可怕的人口贩卖方面是必要的。
一个柬埔寨少女站在她工作的房间前。她曾遭绑架并被卖入妓院中。
（拍摄：尼可拉斯）
现代废奴主义运动的效果有限，原因之一是处理卖淫的政治立场分裂不合。20世纪90年代，美国左右两派并肩合作，共拟了《2000年人口贩卖受害人保护法》（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这是在全球议程上提升国际反贩卖意识的里程碑。当时的反贩卖运动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两党合作，该运动同时受到了已故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通（Paul　Wellstone）等自由派民主党人士以及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等保守派共和党人士的强烈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也是这项议题的领导者，而最伟大的斗士非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卡罗琳·马洛尼（Carolyn　Maloney）女士莫属。此外，小布什时代留下来的少数几项具有正面力量的国际方案中，其中一项就是大力抵制人口贩卖。“生命之声”（Vital　Voices）和其他自由派团体在反对性交易方面也坚毅不屈。“国际正义使命团”（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和其他保守福音派教徒团体同样毫不逊色。然而，左右派虽然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都有重要贡献，但大多时候是各自为政。要是他们能在废奴主义运动中团结合作，其效果将远大于现在。
不合的一项原因，是两方对于如何看待卖淫各持己见。左派经常是不带批判性地称其为“性工作者”，并且只要是彼此自愿的法定成年人，左派往往能够容忍这样的交易。至于右派人士，当中有些女性主义者参与，倾向于称之为“妓女”或“卖淫妇女”，认为卖淫本身就是有损尊严和道德的。两方争吵不休的结果就是无法并肩合作、共同打击人人皆深恶痛绝的事情：强迫卖淫和雏妓。
“在大学里，这方面的辩论正在理论架构中进行。”创办“世界自救妇女”的鲁奇拉·古普塔一边说一边翻白眼，这时她正坐在比哈尔的家里。她白天已经在红灯区忙了一整天。“那些理论家很少来到基层看看问题有多棘手。辩论这个问题该怎么称呼，根本无关紧要，重点是孩子正被逼着卖淫。”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杜绝性奴役？一开始，我们同意这个观点：20世纪20年代美国禁酒效果不彰，现在禁止卖淫行为，效果也不会更好。我们当初认为不应该徒劳无功地禁止卖淫，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合法化并立法规范。那种务实的“减害”模式是许多救援团体喜欢的，因为能够让医护工作者分发保险套，抑制艾滋病的扩散，此外也准许当局进入妓院，因此更容易检查是否有雏妓。
后来我们改变了想法。在卖淫通常是受到强迫的国家里，那种合法与管制的模式一直效果不好。一来是那些国家的政府通常管理无力，因此立法规范没什么用处。二来是合法的妓院往往也会吸引类似的少女买卖及强迫卖淫等非法勾当。相反，如果结合职业再训练及戒毒等社会服务，倒是有实证表明强制取缔是可以成功的，这也是我们后来喜欢的方式。在人口贩卖猖獗的国家，我们偏好执法策略，推动警方态度上的根本转变，以及警方定期检查是不是有雏妓或强迫卖淫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的责任除了立法之外还要执法，紧盯着有多少妓院遭到强制取缔、有多少皮条客遭到逮捕。监狱般的妓院应该关闭；对于购买少女初夜者，警方应发动诱捕行动；政府应向全国各地的警政首长施压，要他们致力于打击贪污腐败的风气，因为贪污与贩卖息息相关。这些行动的目的，都是要减少妓院老板的不当收益。
我们很难消灭卖淫活动。在伊朗，妓院是被严格禁止的，首都德黑兰市市长向来以遵纪守法闻名，直到有一天，伊朗新闻报道警方突击检查一家妓院时，发现市长正与六名一丝不挂的妓女在一起，他被当场逮捕。强制取缔虽非最佳手段，但往往会导致收保护费的警方忐忑不安，他们向妓院索要更高的红包，这样一来就降低了皮条客的收益，或是警方至少会关闭那些没有警员包庇的妓院。通过这种方式，那些关在牢笼里直到死于艾滋病的14岁少女的人数，必定能够降低。
“这是可行的。”国际正义使命团负责人加里·豪根（Gary　Haugen）表示，“你不必逮捕每个人，只要取缔足够的数目，就能带来涟漪效应而改变结果。这会影响皮条客的行为，也会驱使买卖农村处女的人贩子转换跑道，比如改成买卖偷来的收音机。”
许多自由派人士及女性主义者对于我们提倡强制取缔的“大棒”手法大为震惊，认为这只会驱使性集团地下化。他们主张合法与管制的模式、赋权性工作者，最后还援引成功案例：索纳加奇计划（Sonagachi　Project）。
索纳加奇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