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造舰船志》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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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初左宗棠的设计，船政造出的舰船并没有专项的维持经费，船舶的维护、舰上人员薪饷都要依靠去装载商货来赚钱维持。当“万年清”已经造成之刻，左宗棠这一创想被发现实际是无从操作的，船政不可能花费专门的精力去招商揽活，而用这么一艘船去参与商运竞争，与那些成规模的外国船运公司相比，显得势单力薄。即使获利，而要用此维持一艘事实上的军舰，也极为艰难。然而船政的经费开支早在左宗棠在任时就已限定，沈葆桢只能另辟蹊径，与此时的闽浙总督英桂、福建巡抚卞宝第协商从福建省的财政收入中筹措，百方设法，最后决定从鸦片税中提取，作为养船经费。（38）
依靠这笔收入维持，“万年清”以及船政后续建造的几艘军舰，都留归船政差遣，沈葆桢还上奏将这些舰船编练成舰队加以训练，由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兼任船政轮船统领，即船政舰队统领。（39）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自造舰只的日益增多，仅靠鸦片税也以无法维持军舰的日常费用，一项颇具特色的轮船调拨制度应时而生。
为解船政养船经费无着的燃眉之急，1871年首开将“湄云”舰调拨浙江的先例后，清政府下旨谕示各沿海省份拨用船政建造的舰只，“与其借资外洋，徒增耗费，曷若拨用闽厂船只，既可省就地购买之费，兼可节省闽局薪粮之需，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无用之地”（40）。按照清政府的这项独特的制度，各沿海省份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拨船申请，所拨船只主要用于该省的通商口岸公务，执行口岸的防御、通信、运输等任务，实际上这些船只成了各口岸的公务军舰。调拨时各省不用花费一分钱，只要承担这些军舰调拨后的养船经费即可，但是各省拥有的只是这些船只的暂时使用权，一旦海疆有事，船政可以将这些船只全数召回，编入船政舰队统一使用。
由于南洋已经有江南制造局建造的船只可使用，所以事实上从船政调拨船只的主要是直隶、山东、两广。清廷的政策下达后，各省很快遵照执行，船政造成的军舰陆续被认领。山东巡抚丁宝桢看中了船政的第五号轮船“安澜”，但是两广总督瑞麟抢先一步，已经将“安澜”认走，船政答应将正在建造的第八号轮船“飞云”留给山东，此前先将“万年清”调往山东听用。当时各省督抚都瞄准了船政的新造轮船，惟新船而争之，对第一号轮船“万年清”，丁宝桢想当然地认为太旧，宁可多等两个月，也要新船，于是“万年清”依旧留在船政使用。（41）
1874年日本入侵中国台湾，挑起台湾事件，船政大臣沈葆桢受命率船政舰队渡海抗衡，往来于海峡两岸以及福州与直隶间的航路上就有“万年清”奔走的身影，不过“万年清”所扮演的只是运输、通报舰角色。1876年初，新任船政大臣丁日昌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船政军舰演习，原先派往各处的船政造轮船均调回参演。经过考核，“万年清”舰在枪炮、帆缆科目上名列前茅。（42）
仿佛是与山东有缘分一般，原由山东调拨驻防烟台的船政军舰“飞云”南下参演后，又顺道进厂大修维护。经丁日昌与时任山东巡抚周恒祺协商，为补山东海防空缺，“万年清”被调往山东烟台替代使用，烟台山下、芝罘岛旁出现了“万年清”的身影。当年末“万年清”完成任务后仍回到船政，此后作为船政舰队的一员，一直投用于台澎巡防、运输、联络。（43）
星陨吴淞
1881年11月9日，时任船政大臣黎兆棠上奏报告船政第二十四号军舰，铁胁木壳巡洋舰“开济”号开工。非常巧合的是，在报告船政的技术再次飞跃时，同时提交了一份对船政元老“万年清”的改造方案。
与当初全由法国人设计不同，此时的船政无论是舰船设计，还是施工指导，已经完全由中国人担当。留学回国的工程师们决定将“万年清”炮舰加商船的船型，改制成练习舰加商船。具体的方案是在“万年清”开阔的舱面上添加一个长12。96米、宽5。44米、高2。5米的客舱，里面左右各分十个房间，用作居住。将“万年清”原来设在船头、船尾的水兵、军官生活区大范围改造，变成货舱，增加210余吨的载货量。另外将“万年清”的蒸汽机、锅炉全部拆出，更换为船政自行建造的新式复合蒸汽机和两座圆式高压锅炉。其他如水线下的铜皮、桅杆上的桅盘、船体的所有捻缝、铜钉铁栓全部更换。（44）
改头换面后的“万年清”被拨用于台湾澎湖防务，往来大陆台湾之间载运物资人员，递送信函。中法战争时，“万年清”停泊在台湾淡水，法军入侵淡水期间，“万年清”因为停泊在内港，法舰未能深入，而侥幸躲过了一劫难。1885年底，下水已达16年之久的“万年清”因为在台湾沪尾遭遇飓风，船体多处损坏而返回船政维修，1886年3月修理完毕重新返回台湾。（45）谁也未能想到的是，“万年清”这一走，竟然是与出生地的永别。
1887年1月18日，“万年清”载运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公文、军饷，经过上海时锚泊在吴淞口外铜沙灯塔船东南约八英里处的锚地，等待次日乘潮进入黄浦江。19日清晨6时10分，江面大雾弥漫，正当“万年清”的管带下令起锚时，一些水手突然听到浓雾远处有隆隆的轮机声传来，“万年清”鸣响雾笛提醒来船。未能料想的是，一艘飘扬着米字旗的轮船突然出现在“万年清”面前。虽然来船已经在试图规避，但相距实在过近，而且来船航速过快，船头猛烈撞上了“万年清”的右舷，“万年清”木制的船体无法抵御这样的撞击，立刻进水下沉。15分钟后，福建船政第一号轮船没入水中。
由于事发突然，处于停泊状态的“万年清”根本无法躲避，船只沉没后，“万年清”上放下的舢板抢救了一些人，闯了大祸的英国大英轮船公司的“尼泊尔”轮也急忙施放舢板救人。然而“万年清”下沉速度过快，先后共只救起181人，其余114人不幸身亡。随船而亡的基本都是在露天甲板下的人员，现场只捞获6具遗体，至于搭载的军饷、公文，都淹没殆尽。（46）
得悉噩耗，江海关道龚照瑗急忙赶到现场料理，一面安顿救起的人员，一面带领外国潜水员设法打捞尸体和饷银，同时向上司李鸿章以及台湾巡抚刘铭传通报。经李鸿章转禀，总理衙门也获悉了这件重大海事事故，异乎寻常地作出严肃处理的指示。经江海关道龚照瑗会同上海县令办理，由当时在“万年清”上经历了撞船事件的生还者台湾道台张鸿禄作为证人，聘请上海知名的洋律师担文，和英国轮船公司打起了诉讼官司。（47）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撞击“万年清”的“尼泊尔”轮船属于英国大英轮船公司，中国史料中称其为“英国来申公司轮船”，即到上海来的英国商船，现代一些著作中却把“来申”误作“京申”，以为是英国公司的名称，称“万年清”是被英国京申轮船公司的船撞沉了，引起一段讹传。
《点石斋画报》登载的“万年清”案中国胜诉的报道。
上海是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根据一、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开放条约，对于涉及缔约外国的诉讼、案件，上海县令无权受理，只能由领事裁判管辖。这起针对英国轮船的诉讼案件，由设在上海的英国审判机构大英按察使司衙门（The　Supreme　Court　for　China　andJapan，H。B。M。）受理。
海难中撞沉的是中国官方的舰只，而且死难人数巨大，受到上海各界乃至全国的关注。1887年2月2日，“万年清”案开庭，中英双方律师首先进行法庭辩论，英国法官宣布将于2月17日正式审判，江海关道龚照瑗担任陪审员。关于当日的法庭辩论情况，北洋大臣李鸿章得到汇报后曾用简洁的语言向总理衙门汇报，“‘万年清’船案，两造律师初十在英按察公堂辩驳，担文理直”。扼要的“理直”二字，透露出的是无限的自信。
经过几轮审判，1887年3月21日，大英按察使司衙门作出宣判，“‘你泊而’轮于迷雾中航速达16节，船舵忽左忽右，漫无一定，错在‘你泊而’，‘万年清’轮放汽笛，拉号灯及停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