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108章

苏联也在担心同样的事情。由于霍梅尼掌权后没有向苏联敞开大门，反而减少了合作的机会，因此在莫斯科看来，伊朗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给苏联带来什么好处。于是，苏联军方设计了一系列应急方案，一旦（如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所言的）“友好的阿富汗政府”需要支援，苏联便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部署。美国人监视着伊朗和阿富汗北部边境的军事活动，他们观察到一支苏联特种部队正在朝喀布尔开进；同时据中情局判断，有一个航空兵营被派到了贝格拉姆空军基地，该基地是苏联物资进入阿富汗的主要据点。
在这一关键时期，阿富汗的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1979年9月，野心勃勃、难以捉摸的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在权力争夺中取代了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作为体现苏联政治局意图的喉舌，《真理报》（Pravda）曾在社论中将阿明称作是有希望的阿富汗领导人。而现在，莫斯科指责他是革命的敌人，为了一己私利试图操纵部落斗争，是“美帝国的间谍”。苏联十分关注阿明已经被中情局收买的谣言，而阿明的政敌也在大力地散播这一谣言。苏联政治局的会议记录表明，莫斯科非常担心阿明会投入美国人的怀抱，华盛顿极力想在阿富汗扶植一个亲美的政府。
苏联人的焦虑与日俱增。阿明在发动政变前频繁地与美国派驻阿富汗的使团接触，这似乎表明华盛顿正在从伊朗政策的失败阴影中走出来，并开始重整旗鼓。随着阿明对苏联人的态度愈发冷淡并且在掌权之后立即向美国示好，苏联动手的时机到了。
如果苏联现在不采取强硬措施来支持它的盟友，它将不仅仅输掉阿富汗，而且会输掉整个中亚地区。瓦连京？瓦连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将军后来回忆道，政府高层在“担心，被赶出伊朗的美国人会把他们的基地迁到巴基斯坦，并控制住阿富汗”。在其他地区，苏联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了挑战，看上去已经落于下风：政治局讨论了70年代中国和美国双边关系的进展，指出莫斯科在这里又输了一局。
1979年12月，苏共的高层官员对勃列日涅夫说，美国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横跨中亚的“新奥斯曼帝国”，而苏联在南方边境却没有一个全方位的防空体系，这意味着美国能够在苏联的心脏地区插上一把匕首。正如之后不久勃列日涅夫在接受《真理报》的采访时所指出的，阿富汗的动荡是对“苏联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显然，苏联人准备动手了。
勃列日涅夫在与高层官员举行会谈两天后，下令制订入侵计划，初步部署7。5万到8万人。实事求是的守旧派军官、苏联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Nikolai　Ogarkov）将军对此大发雷霆。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工程老兵，奥加尔科夫指出，这些兵力根本无法维持通信线路的畅通以保证该国境内关键据点的安全。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Dmitri　Ustinov）驳回了他的反对意见，这位喜欢吹嘘苏军辉煌战果的圆滑政治常青树说道，苏军的战斗力能够“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任何任务”。
无论他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重要的是，他及他那一代二战老兵正在迅速丧失对周围变化不断的世界的把控能力。他们确信，美国正计划在这一地区取代苏联。据报道，乌斯季诺夫曾在1979年时发问说：“如果（他们能够）在我们的鼻子底下做这些勾当，我们为什么还要忍气吞声、畏首畏尾，然后失去阿富汗？”在12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乌斯季诺夫连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等一群头发花白的老头儿，批准了出兵阿富汗的方案。几天后，《真理报》引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这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
两周后的1979年圣诞前夜，作为“333风暴行动”的一部分，苏联军队开始鱼贯越过苏阿边境。就像苏联外交官和政治家在之后的十年中不断重复的那样，乌斯季诺夫对指挥越境行动的军官们说：这不是侵略，相反，这是在应喀布尔政府的要求“向友好的阿富汗人民提供国际支援”，以恢复和稳定“中东地区动荡的政治和军事局势”。
这对华盛顿来说无疑是个糟糕的麻烦。尽管美国在阿富汗的扩张让苏联人感到担心，但是美国自身在本地区的虚弱也令人苦恼。自1979年初逃离德黑兰之后，伊朗国王辗转多个国家以寻求一个永久居所。当年秋天，卡特总统在其政府高级官员的鼓动下，允许这个垂死的老朋友进入美国接受治疗。得到这一消息的霍梅尼政府新外交部长直截了当地告诉总统的顾问们：“你们这么做是在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白宫的记录显示，卡特很清楚这样做的风险有多大。他曾问道：“如果（伊朗人）占领了我们的大使馆并劫持我们的人，你们这帮家伙能有什么建议？”没有人能回答他。
11月4日，即伊朗国王入住纽约康奈尔医疗中心两周后，激进的伊朗学生冲破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防线，控制了整个使馆区，并扣押了大约60名外交人员作为人质。尽管他们最初可能只是打算针对美国接纳伊朗国王事件组织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抗议，但是事态很快就升级了。11月5日，霍梅尼对使馆事件发出表态。他没有呼吁保持冷静，而是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是“阴谋”的孳生地，他们正密谋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接着说道，这些阴谋的首要策划者是“万恶的美国”。他要求美国交出“卖国贼”，让其回国接受审判。
一开始，美国还试图避免因应对不当而让事态升级为大规模的混乱。一位谈判代表带着卡特总统的私人建议来见霍梅尼，但是却被拒之门外，也没能将信件送出去。另有消息称，美国甚至还派人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接触，希望通过他们来与伊朗进行沟通——该组织成员曾策划了像慕尼黑奥运会人质屠杀事件这样的恐怖活动，其宗旨是赶走以色列人并建立巴勒斯坦国。然而令人更为尴尬的是，伊朗人根本拒绝让巴解组织充当此次危机的中间人。
于是卡特总统决心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不仅要解救人质，更要传达一种强硬的态度，即虽然伊朗国王倒台了，但美国仍是亚洲中心地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79年11月12日，作为对霍梅尼政权经济制裁行动的一部分，卡特总统宣布对伊朗的石油实施禁运。“没有人，”他宣布，“可以低估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决心！”两天后，总统又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冻结了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进一步显示了他的坚定意志。这些举措在美国国内颇受欢迎，也使得卡特总统体验到了自盖洛普（Gallup）民意测验发明以来涨幅最大的支持率。
然而，这种虚张声势的策略收效甚微。伊朗人毫不在乎石油禁运。“世界需要石油。”霍梅尼在卡特宣布实施禁运一周后说道，“但世界不需要美国。其他国家要找的是我们这些产油国，而不是你美国。”从逻辑上看，禁运也难以奏效，因为伊朗的石油常常通过第三方进入美国。制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供应压力和石油价格的上涨，这反而给伊朗带来了更多的财政收入。
美国人没收伊朗资产的行为，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人们认为美国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僵持局面加深了美国与沙特等国之间的分歧，双方对中东政策的见解并不一致，特别是在以色列问题上。正如在禁运实施几周后的一份中情局报告中所提到的：“就我们目前的经济压力来讲，这一政策不太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甚至还会造成负面影响。”
许多欧洲国家也不愿卷入这场越来越恶化的德黑兰危机中。“现在很清楚，”卡特写道，“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欧洲盟友，也不打算因美国人质事件而参与到石油禁运或者其他危及它们自身的外交策略当中。”对此，美国人只能“威胁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卡特的国防部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随后被派去欧洲，他传达的消息是，如果各国不对伊朗实施制裁，美国将采取单边行动，甚至（有必要的话）在波斯湾布雷——这当然会进一步推高石油的价格，从而给发展中经济体造成压力。华盛顿不得不借此威胁它的盟友们。
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措施无疑是有欠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