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103章

此后，苏联的政治触手不断延伸，这让华盛顿非常焦虑。1971年，莫斯科与印度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和平、友好及合作协议，苏联将向印度提供一系列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当达乌德和他的左翼支持者在1973年靠着政变上台后，阿富汗的局势也开始急转直下。众多伊斯兰政要或被迫或主动地逃离了这个新政权。他们在巴基斯坦找到了欢迎他们的家园，特别是在奎达周围所谓的部落区。他们在那里得到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政府的积极扶植，后者将这些人视为破坏阿富汗新政权的工具，以及让自己获得本国宗教人士认可的捷径。
随着位于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人们奋力掌握自身的未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从扑朔迷离的局势中应运而出。萨达姆？侯赛因后来常常说，当1972年伊拉克完成了石油工业的国有化并掌握了自身的命运之后，这个国家才真正获得了独立。西方人对当地人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萨达姆宣称：“外国统治和异族剥削”的时代“结束了”。
摆脱外国强权运动的背后动力是石油，它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且影响深远。新一轮的变化开始于一场由一位野心勃勃的利比亚年轻军官所领导的政变，这位军官在英国受训时曾经被指导他的英国教官形容为“活泼、勤奋，而且认真负责”。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在刚刚夺取政权的20世纪70年代初，他要求大幅提高利比亚的石油收入（当时利比亚的石油占到了欧洲进口总量的30％）。“兄弟们，”他向他的同胞宣告，“革命不会让利比亚人贫困，因为我们拥有着巨大的石油财富。当我们住在茅屋和帐篷里时，外国人却住在宫殿里。”卡扎菲继续说道，别的国家已经将人送到了月球上，而利比亚人却被剥削得连水和电都没有。
新政权坚持要求合理的石油价格，这让当地的一些西方石油公司气急败坏。但是当发现石油国有化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会发生时，它们很快就屈服了。看到利比亚领导人能够强制重新议价，其他石油国家也开始蠢蠢欲动：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几周之后就以减少产量相威胁，迫使西方石油公司答应提高其成员国的收益。用壳牌公司主管的话说就是，“雪崩”开始了。
事件造成了惊人的结果：在之后的三年内，石油的价格翻了两番，这给石油需求和消费都快速增长的欧洲和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石油生产国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现金收入。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诺克斯？达西的石油勘探特许权协议被重新商定，虽然进展缓慢但却卓有成效，新的条款有利于伊朗。而位于亚洲心脏地带和波斯湾地区的国家几乎立刻就看到了回报的稳定增长。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事代表着利益分配比例的重大转变。十年间，伊朗政府的收入增长了30倍；而邻国伊拉克的增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0倍，在1972年至1980年间从5。75亿美元增加到260亿美元。
人们固然在抱怨“西方工业化国家对石油这一能源资源太过依赖”，正如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1973年为国务院准备的一份报告中所说的。然而，权力和财富向跨越亚洲屋脊国家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伊斯兰国家的国力必定会随着野心的膨胀而增强。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表现，是这些国家再次试图清除中东地区外部势力的代表：以色列。1973年10月，叙利亚和埃及军队发起了以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夺取了圣城麦加的战役命名的“白德尔行动”（Operation　Badr）。此次进攻不仅出乎以色列人的意料，连两个超级大国都大吃一惊。就在进攻开始前的几小时，一份中情局报告还言之凿凿地说道：“我们认为这两个国家发动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很低”，尽管我们知道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正在边境集结。该报告对此的解释是，他们正在进行训练，或者是“害怕以色列（可能会采取的）攻击行为”。有人认为克格勃似乎有可能被告知这一行动的计划，但其实在一年前，全体苏联观察员就已经被赶出埃及。这说明后者的复仇决心是多么的强烈，他们的行动绝不仅仅是冷战的一部分。事实上，苏联之前一直在积极地试图平息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寻求该地区的“军事缓和”。
这场冲突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将军事戒备状态提升至三级，这比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刻都高，意味着他们能够随时发射核武器。苏联的策略则是维持现状：他们一方面要求幕后的埃及总统萨达特（Sadat）下令停火；一方面让苏联外交部长、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坛常青树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出面，亲自向尼克松总统及其新任命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施压，以期共同阻止这场战争，否则一旦战火蔓延，“真正的灾难”就来了。
这场战争发生在犹太人的宗教节日“赎罪日”，因此也被称作“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让华盛顿和莫斯科尝试合作，甚至也不在于以色列的反败为胜（在被击溃几个小时之后，以色列军队出人意料地粉碎了入侵军队，并向大马士革和开罗挺进，造就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逆转之一）。事实上，这场战争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阿拉伯世界联合行动的方式：简直就像是一个有实无名的哈里发帝国。其背后的主谋是拥有麦加的沙特阿拉伯人，他们不仅公开威胁要将石油作为武器，并且也如此做了：石油产量的剧减，加上政局的不稳定，使得油价迅速上涨，每桶油的价格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涨了三倍。
看到美国境内的加油站前面排起长龙，国务卿基辛格指责这一行为是威胁到发达国家稳定的“政治讹诈”。该事件引发的震荡足以促使美国就确立新的战略展开探讨，以减少甚至完全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1973年11月7日，尼克松总统在黄金时段发表了一场全国性的电视演说，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应对“近年来，我们的能源需求已经超出了供应能力”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因此，总统郑重要求：发电厂不再使用石油，而是改用煤炭这一“我们最丰富的资源”；对航空燃料的限制立即生效；“除非情况紧急”，联邦政府所属车辆的时速不得超过50英里。“为了确保整个冬天有足够的石油，”尼克松继续说道，“我们所有人可能要在较低的温度下工作和生活。我们必须要求每个家庭至少将空调的温度降低6℉，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全国的白天平均室内温度控制在68℉。”似乎是作为安慰，总统又补充道，“我的医生对我说……在这一温度下生活，你会更加健康。”
“现在，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想知道，”他接着说道，“我们是否正在退回到过去的时代。煤气限量、石油短缺、车辆限速——所有这些听起来就像是我们那随着格伦？米勒（Glenn　Miller）和40年代战争一道被抛弃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我们当前的问题根源仍然是战争——中东的战争。”尼克松称，我们还需要制订“一个国家目标”、一个积极进取的计划，使美国能够满足于“自身的能源需求，而无须依赖任何的国外能源供应”。受到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以及为西方世界研制出核武器从而使其有能力摧毁世界的“曼哈顿计划”的鼓舞，这一计划被命名为“自主计划”（Project　Independence）。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它也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现在它必须寻找替代品并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这一转变还造成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附带作用。为了减少石油消耗，高速公路的车速被限制在每小时55英里以下，这不仅节省了每天15万多桶的石油，而且还大幅度降低了全国交通事故的数量。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统计显示，仅在1973年12月，限速令的实施就直接让车祸死亡率降低了15％。犹他、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的研究表明，限制车速对挽救生命有着显著的作用。
减少能源使用的重要性促使美国建筑师开始设计可以使能源再利用的建筑物。这还是电动汽车研发的分水岭，一些稳定、高效的系统被研发出来，其中包括水溶电解质、固体电池和熔盐电池，这些为数十年后市场巨大的混合动力汽车提供了技术基础。能源成为了引人关注的政治话题，美国佐治亚州州长——并且很快将成为总统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