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国的生与死》第19章

这时候官府要钱就是一个问题，要就得撕破脸皮来要。民间借贷者不管，有房收房有牛牵牛有地要地有老婆抢老婆，高利贷们没有后顾之忧，把债收回关系两清，你要死要活都不关我事。
可官府就面临两难：要还是不要？
要，农户破产成为流民，国家从此多了一个负担和不稳定因素；不要，官府的账面上多了一笔死账不说，如果所有的人看到借钱可以不还并且不用承担什么责任，那即使在好年头，也会有很多人赖账不还，搞青苗法就变成了发救济——政府有那么多钱来发救济吗？
帝国本身作为借贷者，其风险是远远高于普通的民间借贷者的。这种风险基于他和借款人的双重关系：他不仅仅是债权人，他还是他们的庇护者和监护人。
作为借贷者，最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风险规避，帝国搞青苗法，同样不能免除。事实上，法条刚出台，就有旧党尖锐地指出，既然你王安石说搞青苗法的初衷是为了“抑制兼并”，那为什么要对贷款用户分信用等级，最需要钱最穷困的农户是第五等，一次只能贷一贯钱；而最有钱最不需要借钱的富户则列为一等，一次却能贷十五贯。
王安石无法回击这一指责，因为他无法掩饰青苗法的终极目的——生财。
既然中央都考虑到了这个风险规避问题，那些关心自己前程和乌纱帽的官吏们更会注意这个问题。借钱给一个一等富户完成的工作任务相当于给十五个五等贫户，一样的过程不同的结果，那么你愿意做十五次还是愿意做一次——当然是后者。何况，一等富户良田万亩，是永远不可能还不起钱的；而那些等着米下锅的穷人们，看起来随时都可能破产。
于是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官吏衙门想着法逼迫不需要用钱的有钱大户“贷款”，而另一方面是急需用钱救命的穷人们借不到钱，就算是借到了，那点钱也不够他们渡过难关。
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转头向高利贷伸出求援之手。但这时，他们看到，高利贷的利息已经从原来的七分涨到了现在的十分。
为什么？因为富户们当然得把官府强贷给他们的那三分息给累加上。
司马光就是那个聪明的“小媳妇”，看到了青苗法里面“借”这个字的太多不和谐因素。他更为心疼的是青苗法对原有抑制兼并机制的破坏，青苗法用的本钱是原来常平仓和惠民仓里的粮食。之前，政府设置常平仓和惠民仓，在丰收粮贱时平价向农民收购粮食，在粮荒时则同样以平价向农民出售粮食，在抑制粮价操控粮价、防止地主屯粮居奇和商人投机倒把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司马光认为是“三代圣王之遗法”。
而现在，有偿的青苗法代替了无偿的常平仓、惠民仓，帝国的百姓们抬头看他们的君王，脸上写的再也不是那个信字，而是一个利字。
谁叫赵家皇帝手头紧呢？
“散青苗之害犹小，坏常平之害犹大。”
应该说，对于整个帝国来说，实施青苗法所获得的利益是小，而对帝国社会链条和道德链条的破坏是大。
千年以后，有人替王安石叹息，说当时青苗法的实施，帝国如果设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来代替政府进行青苗粮款的放贷，那么或许这场改革就不会带来那么多的弊病和负面影响。
他们所说的那叫国家银行，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千余年后才出现的产物。
除此之外，青苗之害，帝国无药可治。
第七章戴宗和马
引子
戴宗从懂事起，年迈的爷爷就告诉他，马比人贵。
当然，马腿也肯定比人腿稀罕。
戴宗七口之家，有几亩薄地，除去官府赋税，每年所剩无几，度日艰难。
戴家的希望都放在那匹红棕色的种马身上。
这是方圆百里最好的一匹种马，膘肥体壮，生繁能力强盛，附近村里的母马交配都瞄上了戴家的马。
官府也发话了，养好你家的马，一年赋税全免。
那不是马，是戴家的命。全家里当老太爷似的供着，舍不得骑，舍不得打。
一次，小戴宗牵着红棕马出去溜山吃草，这匹红棕马却发疯似的像团火般奔向山崖，坠入了深不见底的谷底。
小戴宗追赶不及，眼睁睁看着爱马坠崖，不禁哇哇大哭，不知回家怎么向父母交待。
哭得昏天黑地的小戴宗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他看见了一位白胡子神仙，说孩子别哭，你是天速星下凡，那马儿是你的坐骑，本应下凡侍候主人，但如今被某位大神看中，调到更重要的岗位去了，我给你个宝贝来代替吧。
白胡子神仙给了小戴四个甲马栓，并教授了使用方法。
戴宗醒来，身边已多了梦中神仙所赐之物，戴宗按梦中神仙所教方法使用，果然健步如飞、日行千里。
戴家少了一匹好马，却从此多了一个神行太保。
一招鲜、吃遍天，凭此特技，戴宗后来混进了公务员队伍做了司法干警（两院节级），后来又随宋公明反上了梁山，在一百零八位好汉中排名第二十位，当上了梁山泊情报部门的头目。
宋江被招安，戴院长本也混了个兖州府都统制的官职，不过一下山，帝国军界老大童贯就找他，说你那四个甲马拴能不能贡献给国家，让相关人员研究一下，看能否在军队实行批量化生产，那样帝国军队就再也不缺马了。
当年马是戴家的命，现在这四个甲马拴是戴院长的命，怎么可能奉出。
为此戴宗干脆连官也不做了，申请到泰安岳庙陪堂，了此一生。
只要宝贝在他身边，在哪里他都可以睡上安稳觉。
至于帝国缺不缺马，关他戴宗鸟事。
一
马力，其实也是国力，这是中国两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条被验证过无数次的真理。
从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宣告着中国古代战争从战步时代进入骑步时代以来，骑兵已经被证明是冷兵器时代最强悍最机动最具有杀伤力的兵种。
而长期与中原汉民族相对峙的，是一群又一群西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那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有粗野的汉子有成群的骏马，这注定了塞外民族在骑兵上比汉民族拥有着巨大的天然优势。
而汉民族政权先天的不足只能在后天恶补。
而每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或许不缺兵，但一定少马。
汉高祖刘邦建立他的西汉帝国时，出宫逛逛想找几匹毛色纯一的驷马当乘骑都很困难，而手下的文臣武将们上下班的“专车”就只能是牛车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或许不能阻止刘邦在楚汉战争胜出并让不可一世的霸王项羽自刎乌江，但在白登面对着数十万匈奴骑兵就狼狈不堪了，要不是冒顿单于有个凶悍的老婆，老刘差点就被匈奴人带到草原上“旅游”了。泗水亭长知耻而后勇，他和他的子孙们一边以女人和金钱换取和平，一边休养生息，同时大力发展西汉帝国的马政，设立了专门的马政管理机构——太仆寺，并在设置国有牧场养马的同时大力鼓励民间养马（文景时期颁布的《马复令》有云，养马之家可以少出一人服徭役）。经过三代的经营，西汉帝国蓄积了国力也蓄积了马力，汉武帝发动与匈奴的决战时，他手里已有几十万匹战马资源。在公元前119年决定汉匈两大帝国命运的漠北之战中，卫霍军团除了拥有十四万骑兵外，更是有十万匹运输马匹，最终卫霍决胜千里、封狼居胥，背后是帝国强大的国力和马力在支撑。
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起兵，手头仅有千余战马，李渊抹下老脸向突厥人屈膝称臣，以获得突厥人的支持，为此他得到的突厥人厚礼是两千匹突厥马。即使占据长安北面称帝后，李唐的战马资源依然是少得可怜，据统计，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帝国也仅仅拥有三万六千匹战马。
李世民是马上皇帝，他知道马对他和他的帝国的重要性，他大力发展国内马政，破格提拔养马人才，任命张万岁监管全国马政，并从四夷引进良种，在陇西、平凉、天水、金城等地设置了幅员千里的马场。帝国的马政在李世民手中取得突飞猛进，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帝国远征突厥时，张万岁的马场已经能为帝国提供十万精骑，并留有十万预备，到了贞观末年，帝国的战马已发展到了七十余万匹。
唐初中期在外事上频频取得胜利，马力同样很关键。
赵匡胤兄弟建立北宋帝国，和刘汉、李唐帝国的境遇比起来，有好有坏，坏的地方是幽云十六州已失，北宋帝国无法再像汉、唐帝国一样在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