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79-共和国红镜头 :中南海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共和国红镜头 :中南海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第19章

我只能从报纸上得到几条担惊受怕、牵肠挂肚的消息，更多的领导人音信全无，下落不明。
1968年，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我开始了近似流亡的生活。
中南海离我更加遥远了……
同时还派了一个年轻的记者和我同往，后来他死了，死得很惨。
这种“流亡”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更好些。身居斗室，被人监视的滋味我实在是受够了，我那不甘屈服、不甘寂寞的天性受到压抑。别说是派到边境工作，就是流浪我也愿意。至少可以多一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
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我获得了近两年里第一次灵魂自由倘佯的欢乐。
人只有在大自然面前才能还原自然的面目。大自然对谁都是一视同仁，慷慨而公平。它并不因为我戴着一摞“帽子”，拖着一串“尾巴”就冷落疏远我，而是用沉静的温柔慰藉我孤苦的灵魂。
铁列克提，我在它的大地上开始了短暂而自由的“流亡”生涯。
《共和国红镜头》第二部分第七章　走近“文革”中的毛泽东（1）
西花厅被造反派改成“向阳厅”，这是一个多么俗气却十分时髦的名字啊！正如当时全国数以万计的“文革”婴儿叫向阳一样。然而改掉有几百年历史的名字是很难像为初生婴儿起名那样一劳永逸终身受用的。“西花厅”无法让人彻底忘掉，叫来叫去还是“西花厅”。昙花一现的“向阳厅”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
第一节　周恩来急电召我返京
1969年，我的伙伴们突然壮烈牺牲，我虽幸存而归却心碎万片。重回西花厅，邓大姐情深意长地对我说：“你是我们‘文革’以来，在后厅会见的第一个客人。”
我的人生悲剧像破折号，画到新疆伊犁和前苏联接壤的边疆小镇——铁列克提。
当我看到满目是旖旎景色时，我甚至有点儿受宠若惊：造反派们如此大方，将一个特务、间谍放在一抬脚就能出国的国界线上，真算得上能和历史诸多名将大家流放相媲美的宽大政策。来到这里的几位记者几乎十分相似地走过那段“打倒在地”的痛苦历程，殊途同归走到一起来了！
轻松、调侃、欢笑又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骑马、打猎、野炊、钓鱼……这是红墙里所不能想像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似平静的流水。国界线也似乎平静地在脚边延伸。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忘记身旁是一条用历史血脉和泪迹编织的国界线。
草原之夜如此宁静。我又开始了日渐沉重的思念，久久不能合上眼睛。白日里的野趣陡然失去初来的诱人气息。心老是在遥远的中南海里倘佯来倘佯去的……冥冥之中我看见了无数熟悉的脸庞。“总理不会忘记我，他一定会帮助我摆脱困境。”我的直觉总是固执地从脑海深处发出呐喊。
我没猜错！我从机场被揪走，在总理身边消失后，他就一直没有专职摄影记者跟着，他多次向新华社的记者打听我的处境，听说我很顽固，拒不交代问题，解放不出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严肃的眼神里挤出无可奈何的焦灼。其实他心里为我的死心眼儿忧愁，他希望我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好早日回到他身边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问记者：老杜的问题搞清了吗？你们搜出窃听器了吗？没有？没有还扣着人家干什么，解放出来好叫人家早点工作嘛。他有拍摄经验，压着不用是浪费人才啊！当他听说因为我态度不好而得不到原谅时，就说：他就是这个脾气，耿直，说话冲，有点骄傲。但不能老是揪着不放，要给人家机会改正嘛！你们回社里转告我的意见。
这时我已到国界线上。
1969年底，热闹了几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走上相对平稳的持续阶段。
周恩来开始考虑重新接通中断了二三年的外交航线。第一个要去的国家便是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出访人员名单很快就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总理细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没我的名字，就问秘书：老杜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
这时秘书将我去新疆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总理。
“叫他回来，立即回来！这次出访的摄影记者还是定他。”说完，将老花镜重重地放在桌上。
加急电报！我真不敢相信，看了又看，千真万确。叫我立即动身回北京。一定是有出访任务。我暗暗猜测。
第二天我匆匆告别了伙伴们，以为或许还要回来的，也没什么惜别的话语，只是粗粗拉拉地和大家握了握手，相约再见时要带“牡丹”牌香烟。
命运是无法猜度的谜。
我活着走出大草原，可他们死了，永远长眠在大草原。
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朦胧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地名——铁列克提。以为是在做梦，猛然从恶梦中惊醒过来，我已无法抑制因悲痛而来自心灵的颤悸。
他们死了？！
就在我离去的第二天。我的伙伴们骑上了死亡的马背，又去常去的湖边打猎……突然苏联的坦克在他们周围出现了，子弹穿过他们毫无防备的后背……
列车的广播里正在播放中国政府的抗议书。
可怜的伙伴们，还有那个和我一同到新疆的年轻人，就这样生不明死不白地埋葬在那遥远、宁静却散发血腥味、火药味的国界线上。
壮士一去不复返！我这个复返的幸存者，只有悲痛和仇恨。
回到北京，我看到更大的不幸在高层政治中温文尔雅、有条不紊地实施：老帅们卷起铺盖天南地北地“流放”（有个响亮的叫法——疏散）；部长们下放牛棚猪棚（叫法更动人：“五七干校”）……我个人的命运在这么悲惨的大背景下又能算得什么呢？
回家的喜悦被从天而降的噩耗夺走了。跨进久别的家竟挤不出一点儿笑容。我很愧疚，望着家人惊喜而又怨恨的表情，说：“我很累，很累。”
家，心灵的避风港。在这平静的港湾里，我悄悄地抚平了流血的伤口，就去西花厅向总理报到。
走进中南海，就遇到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情，西花厅已被造反派改成“向阳厅”，这是一个多么俗气却十分时髦的名字啊！正如全国数以万计的“文革”婴儿叫向阳一样。然而改掉几百年历史的名字是很难像为出生婴儿起名那样一劳永逸终身受用的。“西花厅”无法让人彻底忘掉，叫来叫去还是“西花厅”。昙花一现的“向阳厅”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
“西花厅”改“向阳厅”，这只是那个奇异年代的奇异缩影。
我走进中南海，景物依旧，犹如昨天才离去。进了西花厅的后院，心开始“怦怦”地跳，这里是多么熟悉啊！总理的秘书看见我……“哦”地一声吆喝，就扭在一起了，那高兴的莽劲就别提啦！恨不得将一肚子的话都倒出来。这可是整整憋了三年啊。我们谈了一会儿，秘书就到总理的办公室通报我的消息。我独自走进后院的小客厅，环顾四周，心里酸甜苦辣，悲喜交集……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就像人长时间的委屈后一下子有了依靠。鼻尖老是酸酸的……
一会儿，我听见鞋底敲打地面的熟悉脚步声，我的心越发跳得“突突”的，我迎到门口。
“老杜——”
“总理……”我声音有点哽咽。
总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点没变！这略高抬起也略有僵硬的握姿，我是那么的熟悉！一下子穿透时间的屏障，接通了过去岁月的亲切感受。
邓大姐正笑眯眯站在一旁。
我们坐下后，总理和邓大姐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他们笑了，我也笑了……塞外的劲风和日光辐射将我改造成草原汉子的样子——黝黑、粗犷、健壮。
邓大姐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说：“老杜啊，你是我们‘文革’以来在后厅里会见的第一个客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好一会儿没回过神来。
我茫然地望望总理，总理朝我点点头。一股热血从心头滚过……我只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你们却这样厚待我……鼻尖愈加地酸涩，喉嗓里像哽着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连亲戚都没在这见过……你不信？问问他们。”邓大姐见我半天不说话，以为我不相信，就指指秘书对我说。
“邓……邓大姐，我怎么……怎么不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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