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73章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2
陈独秀着重讲述了“西湖会议”的精神。他说：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
陈独秀批评了党内的不良倾向：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陈独秀也检查了中央委员会的错误：
“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会经常不能待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陈独秀这里所说的“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实包括他自己。为此，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陈独秀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国焘。他说：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陈独秀在工作报告中对各地区的党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一口气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和广州，但是唯独表扬了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的工作：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这次大会，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作出了决议。决议对国民党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决议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引者注：当时的习惯用语为“议决”，亦即决议。下同）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此议决。”
决议指出：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决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时的四条注意事项：
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对于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国共合作策略，后来蒋介石称之为“寄生”策略。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中国共产党）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
不论蒋介石怎么说，事实证明“西湖会议”以及中国共产党“三大”作出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重大策略的提出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可以说立下两大功劳：
第一，为了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马林出了大力。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曾以他的洪钟般的声音作了长篇讲话，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特务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时，他以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敏锐地察觉并决定转移到嘉兴开会。
第二，制定国共合作方针，使当时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借助于与国民党合作，迅速得以壮大。
这一回，马林又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上作长篇讲话，阐明他提议国共合作的意义，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三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央局。
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有四百二十人。
第八部分：锤炼有人前进　也有人落荒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发展了，壮大了。
那曾经围坐在李公馆大餐桌四周的十五位代表，后来又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一九三○年三月，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曾刊载鲁迅的一篇杂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文章一开头，鲁迅便写道：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
在论述这一命题时，鲁迅说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
“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用鲁迅的这段话来形容那张大餐桌周围的十五位代表后来行进的轨迹，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十五个人当初从天南地北走向李公馆的大餐桌，确是出于对马克思学说、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为着建立中国共产党，走在一起的。不论他们后来怎么样，应当说，当他们走进李公馆的时候，当他们参加建立在当时“非法的”秘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是冒着被密探追捕的危险，追求并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
然而，在离开那张大餐桌之后的道路是漫长的。在行进中，有人继续奋进，“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人是变化着的。退伍、落荒、颓唐、叛变是后来出现的。大可不必因后来如此，去否定这些人当年曾经有过的贡献（虽然贡献有大有小）；也不必因后来如此，而大为迷惑：这些人怎么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
当然，最为可贵的是一直向前、向前、向前的。有人在前进途中，抛头颅，洒热血，为着“共产主义真理”；也有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虽然在晚年陷入了严重失误之中，但通观他的一生，毕竟功绩超过过失。
谁都希望直路通天。然而，历史的道路总是曲曲弯弯，九曲十八弯。曲管曲，弯管弯，一江春水依然向东流。江水，在曲曲弯弯中向东流。这便是历史：一方面，历史的发展趋势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