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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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后他来到北京，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尊重，担任国务院参事，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在北京去世。那位与张申府结合的刘清扬，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唯一的女成员。刘清扬是回族人，生于天津。她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女性，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者，担任过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是觉悟社社员，与周恩来、邓颖超都很熟悉。
一九二○年十二月，刘清扬与张申府同船前往法国。
一九二一年一月，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
刘清扬后来转到德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从事爱国妇女团体的组织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她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仍投身于妇女界爱国运动。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九年后，刘清扬担任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一九六一年，刘清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她以八十三岁高龄在北京去世。值得在这里顺便提一笔的，是当年“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时，所得到的“半个朋友”，也来到了法国。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跟斯诺谈话时，这么说的：“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引者注：据罗章龙回忆，一个姓萧，一个姓黄）。‘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其实，李立三头一回跟毛泽东见面，一则因为比毛泽东小六岁，二则刚从县城来到长沙，一时语塞，所以什么也没有说。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原名李隆郅，笔名唯真。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抵达法国。李立三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庄、刘伯坚等，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曾在法国准备成立“共产主义同盟”。李立三这么回忆：“当时我和赵世炎商量成立一个劳动学会。我们本想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会’，但因为当时的八个人中有的还不完全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所以叫做‘劳动学会’。”李立三：《对世炎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李立三也曾和蔡和森、赵世炎商量，打算在法国筹建共产党。不过，由于他们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卖国行径的学生运动，李立三、蔡和森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无法实现预定的计划。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李立三、蔡和森等一百零四名中国学生被押上一艘邮船，驶往中国。其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陈公培。一到上海，陈公培便带着李立三、蔡和森去见陈独秀。他俩当即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一九二七年，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赴苏，受到斯大林三次接见。中国共产党“六大”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一九三○年由于推行“左”倾的“立三路线”，给中国共产党造成莫大的损失，从此他受到批判。后来，他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部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直至在“文革”中——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受尽凌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而痛苦地离开人世。一九八○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他昭雪平反。
第六部分：聚首维经斯基圆满完成来华使命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写下了这句话。
在一九二○年，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维经斯基所率领的那个“记者团”的中国之行是成功的：在北京，与李大钊携手。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首先响应，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归来，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李汉俊给董必武写信，加上陈独秀派刘伯垂去武汉，促成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王尽美跟李大钊的接触，又使“幽灵”在济南落脚，在那里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的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虽然一开始找错了对象，但由于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南下广州，加上陈独秀转往广州，终于在这南国名城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着在上海入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去日本，又在东瀛建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小组成员张申府赴法，在旅法的中国学生中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
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法国八个小组相继宣告成立。虽然当时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还有的干脆没有名称，但这些小组都已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都是以列宁的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之火，已经在中国点燃。
据一九八○年第四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所载K。Β。舍维廖夫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透露，在一九二○年底，维经斯基曾从上海前往广州。舍维廖夫写道：“关于广州小组。在一九二○年九月至十月小组成立时，除共产党员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外，小组中还有七名无政府主义者（引者注：如前所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否认自己曾加入过这个小组），他们也没有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维经斯基前来广州，他建议小组成员赞同其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份提纲，但许多成员拒绝了。小组只好解散了。”不过，不论在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刘石心的回忆中，还是陈公博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中，都没有提及维经斯基曾经去过广州。
舍维廖夫是以当事人佩尔林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为依据的。不过，佩尔林回忆说，维经斯基在“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三月”去广州，而舍维廖夫认为“现有的文献不能证实这一点”。他以为，维经斯基去广州的时间，应是“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笔者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一书所载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文中有“谭平山、谭植棠和我”一句，可断定此报告是陈公博所写。报告中有两处提及“B”：“去年年底（引者注：即一九二○年年底），B和别斯林（Песлин）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华通讯社……”“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别斯林即斯托诺维奇。“B同志”是谁呢？维经斯基的俄文原文是Г。H。Bоитинскии。因此，“B同志”极有可能是维经斯基——因为文中别斯林、米诺尔都写上全名（化名），而维经斯基未用化名，便以“B同志”简称。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从一九二○年四月初率“记者团”来到北京，四月末来到上海，年底来到广州，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俄共（布）远东局所交给的使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除了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联系，在一九二○年秋，经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还拜访了孙中山。后来，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我与孙中山的会见》，记述了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九二○年的秋天，在上海。中国的Ч（引者注：即陈独秀）同志建议我结识孙中山。当时孙在法租界住一个独院，房子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华侨党员为他建造的。……“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像是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前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一反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