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33章

过十月革命洗礼的斗士了。”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版。
第四部分：初创“S。Y。”和它的书记俞秀松　2
《双十》出了两期，编者们便不满足于“中华民国”了。他们转向激进，俞秀松提议把刊名改为《浙江新潮》。俞秀松亲自写了《发刊词》，表明了这群二十岁的热血青年们的热望：“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第三种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这班“小青年”的活动能力倒颇大，从报纸中缝所载“本刊代派处”便可见一斑：广及上海、黑龙江、湖南、湖北甚至日本，内中既有“上海亚东图书馆”，也有“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毛泽东君”，均为这张小小的报纸的“代派”，亦即发行。《浙江新潮》第二期上，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使杭州城地动山摇。
《浙江新潮》第二期登了施存统写的《非孝》。
施存统又名施复亮，与俞秀松同龄，是浙江“一师”贩卖部的负责人。他事母甚孝，但对父亲的残暴甚为反感，于是有感而发，写了《非孝》。孝，向来是“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的四大支柱之一。这篇《非孝》一出，当即一片哗然。
浙江省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这批“大人物”都披挂上阵，指责这小小的刊物《浙江新潮》倡导“非孝、非孔、公妻、共产”。由于刊物上注明“本社通讯处由浙江杭县贡院前第一师范转”，而“大人物”们本来就视“一师”为眼中钉，因此借此发难，要撤办校长经亨颐，驱逐“四大金刚”。在学潮中，宣中华这位俞秀松的同乡，被选为杭州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领导学生们罢课，反抗浙江反动当局。
《浙江新潮》才出了两期，便被警察封存。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敏锐地注意到二十岁的俞秀松所主编的小报《浙江新潮》，在一九二○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发表一则随感，深为赞赏，全文如下：
随感录七四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双十》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学生社会的问题。很实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杭州学生联合会周报》（引者注：这篇“攻击”文章署名“沈宰白”，即沈端先，亦即夏衍）——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
我读了这两个周刊，我有三个感想：
（一）我祷告我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二）中学生尚有这样奋发的精神，那班大学生、那班在欧美、日本大学毕业学生，对了这种少年能不羞愧吗？
（三）各省都有几个女学校，何以这班姐妹们却是死气沉沉！难道女子当真不及男子，永远应该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吗？独秀
陈独秀确实有眼力，看出了《浙江新潮》“这班可敬的小兄弟”的勇气和锐气。果真，《浙江新潮》的主编俞秀松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勇将；另一主编宣中华后来受到列宁接见，也是中国共产党骨干，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五日死于龙华；《非孝》作者施存统亦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角色；至于“那两篇文章”的另一作者夏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电影界地下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
《浙江新潮》在浙江被禁，俞秀松想在上海印第三期，但到了上海未能办成。正巧，看到报载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的启事，便在一九一九年底来到北京。
俞秀松在北京大学见到了陈独秀，并经陈独秀介绍，来到北京东城骑河楼斗鸡坑七号，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同时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在工读互助团三个月，难以维持生活。他下定了决心，在一九二○年三月写给骆致襄的信中宣称：“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他在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离京返沪，找到了老师沈玄庐，经介绍到星期评论社工作。这时，他的老师陈望道从浙江来到上海，也在星期评论社。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这四位来自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浙江新潮”人物，进出于渔阳里二号，团结于陈独秀周围，都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颇为赏识俞秀松的才干。正因为这样，在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际，他指派了这位具有“奋发的精神”的俞秀松担任了书记。
第四部分：初创新渔阳里六号挂起魏碑体招牌
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那幢石库门房子，人进人出，变得颇为热闹。
戴季陶早就搬走了，只是那里的玻璃窗上，还留着他当年兴高采烈时，龙飞凤舞般题的诗。
杨明斋是这幢房子的新的承租人。不过，他只住在楼上小小的亭子间里。那里放着的一张写字桌、一张单人铺，便是他的一切。楼下，客堂间，居然放着一张可供十二个人同时围着进餐的紫红色的大圆桌。灶间，安上了大锅，居然还有专门烧饭的人。
楼下的厢房里，放了一排排长凳、课桌，挂起了黑板。楼上的厢房、客堂间，架起了棕绷，架起了铺板，有好多人住在那里。新渔阳里六号完全成了一个对外公开的机关。它居然还被登在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民国日报》广告上。那广告全文如下：
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这里本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怎么忽地变成了“外国语学社”？大门口，真的挂起了白底黑字、魏碑体的招牌“外国语学社”！原来，这是一个特殊的“外国语学社”：社会长乃杨明斋。社秘书为俞秀松。俄文的教师最多，即杨明斋、库兹涅佐娃（即维经斯基夫人）以及王小姐。王小姐是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叫王元龄，思想也十分进步。日文教师李达。法文教师李汉俊。英文教师袁振英。至于学生，少时二三十人，多时五六十人。学生除了上海市的，还有从外地来的。外地学生有的就住在那里。屋里不时传出俄语声、日语声、法语声、英语声，真的像个“外国语学社”的样子。虽说在报上公开登了招生广告，其实，那只是使这个“外国语学社”合法化罢了。
这儿的学生，其实是通过各种途径介绍入学的。介绍者，往往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从外地来的，一般也都是由进步团体介绍而来的。来到这里学习的青年，大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外国语学社”成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场所，培养人才的场所。在这里以学习俄语的青年最多，为的是分批把他们送往苏俄训练，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未来的干部。在这批学生之中：有后来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住在楼上厢房）。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被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的任弼时。有任弼时的叔伯兄弟任作民，后来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
有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当时叫柯怪君，也住在楼上厢房。有在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又名罗觉）。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大将、国防部副部长的萧劲光。有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