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24章

饶敉蕖⒎胙蠲髡约澳俏淮雍２吾烁侠吹娜昭锱低蓿胨校哺吧虾！！ ?br /> 马马耶夫夫妇仍留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继续跟李大钊保持联系。那位来自哈尔滨的斯托扬诺维奇也去上海。一九二○年秋经北京的黄凌霜介绍，前往广州，住在东山，以“远东共和国电讯社记者”的身份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就在维经斯基一行离开北京不久，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另一领导人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抵达北京。他和斯托扬诺维奇一样，也以“远东共和国”的名义在中国活动。“远东共和国”是在一九二○年四月六日宣告成立的，所辖区域包括苏俄整个远东地区，首都设在赤塔。它在形式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实际上是由俄共（布）领导。列宁建立远东共和国，为的是在远东建立一个缓冲国，便于同协约国打交道。一九二二年冬，当红军把日军全部赶出远东之后，远东共和国并入了苏俄。维廉斯基是以“远东共和国优林外交使团秘书”的身份在北京进行活动。
维廉斯基曾召集北京的俄共（布）党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维廉斯基在会上很明确地指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经具备客观条件。”《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一年第六、七期。又见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此后，维廉斯基在中国工作多年，出任苏俄驻北京的帕依克斯使团顾问。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从不同途径派出各种身份的人物来华活动，表明了他们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关切。
第三部分：酝酿三益里的四枝笔投奔陈独秀　1
且说陈独秀在阴历除夕——二月十九日下了那艘挂着“洋旗”的船，躲掉警察的追捕，终于踏上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这一回悄然潜逃，上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光临。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并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连日奔波，受了风寒，他有点不适。稍事休息，他便朝五马路（今广东路）踱去。在五马路棋盘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两开间的中德药店。一年前，这里改换门庭，挂上了“亚东图书馆”五个正楷大字，装上了四扇玻璃门。门口一块小招牌上写着：“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西边的玻璃大橱窗里，陈列着《新青年》样本，还有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杨昌济著《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编印度哲学概论》等书。
陈独秀见到这些书，不由得感到分外亲切。推门进去，店堂里正坐着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馆的汪孟邹。一见陈独秀突然出现在面前，汪孟邹惊叫一声：“仲甫兄！”陈独秀朝他摇了摇手，汪孟邹会意，马上带他上楼，细细叙谈。
汪孟邹和陈独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一八九七年，汪孟邹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以前，两人便已密切交往，后来汪孟邹成为有名的出版商，并与陈独秀结为莫逆之交。一九一三年，汪孟邹听从陈独秀的主意，到上海开办书店——也就是亚东图书馆。
起初，亚东图书馆坐落在四马路的小弄堂惠福里。陈独秀以为缩在弄堂里，干不成大事。于是，汪孟邹鼓起勇气，盘下中德药店的房子，总算上了大马路。亚东图书馆成了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据点。这家书店“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便全然由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关系。这一回，已经被免除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的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楼上，跟汪孟邹说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后的计划：到广州去！在陈独秀看来，“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民国日报》一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邀请陈独秀去广州的是章士钊和汪精卫，到那里筹建西南大学。因此，这次陈独秀只是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罢了。在惠中旅舍住了几天，北京警方似乎并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就搬到亚东图书馆来住。楼上有四间房，陈独秀和汪孟邹相邻而居，有时聊天，有时看书，不像在旅馆里那么寂寞。就在陈独秀托汪孟邹购买赴穗船票之际，忽于三月五日接章士钊从广州打来电报，说是因广州政潮突起，不宜办校，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他和汪精卫不日来沪面商。阴差阳错，原本只是路过上海的陈独秀，也就在沪滞留了。亚东图书馆人来人往，非长住之地。何况陈独秀仓皇离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站岗的警察如何对待他的家眷。陈独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静的住所，接来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汪孟邹给陈独秀出了个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馆去？柏文蔚，当年的安徽都督，陈独秀是他的秘书长——“武有柏，文有陈”。陈独秀如今要住进柏文蔚的公馆，柏家当然一口应承。柏公馆在何处？那便是本书小引中写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个目标——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一百弄二号）。那里是法租界。
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成了陈独秀的卧室。那儿，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张考究的大铜床、一只红木柜、一张大书桌，现在都由陈独秀使用。楼下的客堂间，也就成了陈独秀的会客室。陈独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的箭杆胡同的家，高朋满座，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是那里的常客。
眼下，本来颇为冷落的柏公馆，由于陈独秀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常常坐着自己专用的黄包车来的，是《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觉悟》副刊在当时颇有影响，与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号称全国“三大副刊”。《觉悟》副刊登过陈独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邵力子的家，离环龙路不太远——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五号（今西门路泰和坊）。“三益里”是因王姓三人出资建造的，“三人得益”，故名三益里。邵力子是个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辆黄包车，总是来去匆匆。他在陈独秀那里坐了片刻，便要离去。他的杂务实在太多，不光是那张《民国日报》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学校发表演说。他甚至还担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之职，要参加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国民党党员。然而，他却倾向激进，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主义与时代》一文，声称：社会主义已在人们心目中有很大影响，“这绝非单为好奇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的征兆”。也正因为他热烈赞颂社会主义，他跟陈独秀有着共同的语言，也就不时光临渔阳里二号。来自三益里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还有他家斜对门的三位“大秀才”。邵寓斜对门的三益里十七号，住着李氏兄弟。这“二李”的大名，在本书小引中已经提及——李书城、李汉俊。后来，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所召开。不过，此时李氏兄弟尚未迁往贝勒路，而是住在此处——三楼三底的宽敞的石库门房子。在笔者访问李书城家属时，其遗孀薛文淑如此回忆：“在三益里居住时，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不大出门，来访的人也不多，整天在家看书。汉俊则与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边楼下，我住在中间楼上，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经常来的多是与他年龄相仿、穿长袍的先生，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给我印象较深，但除了邵力子，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我是刚从家乡（引注者：薛文淑为上海松江县人）到上海的，对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这些人的情况感到奇怪，曾对书城提出，但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就不要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