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146章

斯大林只好明说：一是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归还苏联；二是重新租借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周围地区；三是租借中东铁路；四是承认外蒙现状，保持外蒙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于是“球”就这样被苏联踢给了美国。
1945年2月4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会晤中三国首脑秘密地对苏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共识，进而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人们常称的《雅尔塔协定》。
其中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其条件是：外蒙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作为军港；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千岛群岛交还苏联等。当时协定虽称有关外蒙古及旅大、中东和南满路等问题尚需征得中方同意，但又称美国将采取步骤促使该项内容得到中方同意，从而使苏联的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则表示准备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
雅尔塔协定是一个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与，然而却事涉中国重大领土主权问题的三大国之间的协定。
显然这个决定应该是无效的。说得严重一些，它是几个大国借一己私利而出卖他国主权。可见中国当时虽然作为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之一，实际上还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对此，蒋介石心中亦是十分清楚的。只是他当年内外矛盾重重，寻个靠山不容易，所以他不敢轻易与美英等大国“翻脸”，也没有实力“翻脸”。
雅尔塔会议后，蒋介石曾隐约知道美、英、苏背后干了什么勾当，但并不十分清楚内幕，便急于了解情况。于是，蒋介石把宋子文找来，给他面授机宜。
1945年3月6日，宋子文致电华盛顿转当时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希望立即赴美会见罗斯福总统。但美国方面的答复是：罗斯福总统认为，“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之间的时间太短，不能进行有效地商议；此外在旧金山会议之前一位外长的来访，会引起其他有关国家外长的误解，从而使事情复杂化”。就这样，美方拒绝了宋子文的赴美计划。
接着宋子文又于同年的3月10日急电罗斯福总统的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希望他再次转告罗斯福：“委员长要求我现在即赴华盛顿，与总统讨论极为重要而机密的事项，这些事项关系到加速战争的进程和改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从总统那里获得建议是至关重要的。我将作为行政院代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前来。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总统已与其他两国的首脑和外长们会谈过。既然中国没有出席，我认为现在赴美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战场上的努力，有助于旧金山会议4个发起国之间的关系。”但美国方面仍然拒绝宋子文赴美。
当时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派人打探。
同年3月12日，罗斯福总统在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追问下，勉强透露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外蒙古、东北铁路和不冻港大连提出的要求。但是，当时罗斯福只字不提美英苏已就远东问题达成了协议。显然，他也觉得心中愧对中国。
不日，罗斯福总统撒手病逝。继罗斯福之后出任美国新总统的杜鲁门同样也恪守前任的口吻，不愿意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中方。5月10日，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国民政府迫逼下，从重庆电告杜鲁门：罗斯福总统曾委托他把雅尔塔协定告诉蒋介石，蒋已从魏道明处得知了除外蒙古之外的全部内容。他建议向苏联打招呼并向蒋介石通报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但杜鲁门旋即电复赫尔利，指出：
“目前，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
杜鲁门总统在给赫尔利大使致电后，于5月26日急派霍普金斯赴苏与斯大林面谈。双方约定：一是通知宋子文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由苏方直接向宋提起雅尔塔协定；二是宋到达莫斯科后，再由赫尔利大使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
明人不做暗事。显然当时这样安排，是要迫使中方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受雅尔塔协定的全部条款。
可是7月不到，蒋介石已从赫尔利大使那里私下了解到《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5月23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向杜鲁门面陈国民政府的基本意志。出乎无奈，这时杜鲁门才金口玉开，于6月9日在华盛顿会见了宋子文，并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了他；且还说“为防泄密，暂不要把内容转告蒋委员长。”
宋子文道：“看了协定，关于远东条款用词含糊，对某些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如不事先澄清，对中国甚为不利。”
杜鲁门支吾答道：“如有什么具体意见，可以书面提出，我们再作商讨。”
宋子文此时也只好答说可以了。
6月11日，宋子文向杜鲁门出示书面意见，共有6点：
一是外蒙古的“现状”可以有多种解释；
二是对有关库页岛的条文感到满意；
三是关于辟大连为自由港，中国的主权应得到承认，该港的行政管理权亦应属于中国；
四是关于租借旅顺港，不得援引日本的先例延长租借期；
五是关于南满铁路，苏联不得控制铁路沿线两侧地区并派驻军队，中国反对在南满驻有任何外国军队；
六是如何理解雅尔塔协定中所载的苏联在满洲的“优越权益”，须予考虑。
同年6月14日，宋子文又向杜鲁门总统指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和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先例。宋子文的这些意见，实际上表露出对雅尔塔协定的不满以及对苏联的担心。
中苏会谈仍定于7月初举行。杜鲁门于6月15日致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
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插手中苏协定，无疑是美国在远东与苏方达成一种妥协和默契。
试想，种子撒下了就遇风霜，长出的苗儿会是怎样呢？
宋子文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与斯大林吵了起来。当时，也难怪宋子文不冷静。
双方会谈之初，斯大林要求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即加以拒绝；雅尔塔协定中有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的字眼儿，问题是如何解释“现状”一词，当时分歧尤大尤烈。
会后，宋子文立即致电蒋介石，拟就打开外蒙问题僵局提出3项方案：
一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
二子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
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土，性质不同。
蒋介石于7月6日复电宋子文，仍坚持拒绝承认外蒙独立，但保证给予外蒙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指示后，于7月7日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三轮会谈。在此一轮会谈中，宋子文将中国方面意见传达给苏联代表。
苏方代表问：“何谓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解释说：“外蒙将来可享受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自主，外蒙获得高度自治权后，可以运用外交自主的原则，与苏联订立协定，如运用军事自主的原则，可以让苏联驻军等。如此，同样可以达到苏联的目的。”
苏方在此次谈判中，继续以“出兵攻日”做它的王牌，而以外蒙独立、东北的特殊权益做它的交换条件。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在上述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以后，才可以订立，且苏联才可以对日出兵。此时距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会谈的日期已近，斯大林特别延迟赴德日期，以候中国方面的正式答复。
美、英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当时极力赞同苏联的条件。于是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又向宋子文发电说：
中国政府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