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第51章

有一天夜里，李建成请李世民去饮酒。他在酒里偷偷放了毒药，李世民喝下去以后，心痛剧烈，吐了好多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更加紧了行动。他们在唐高祖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想借父亲的手杀了他，于是他们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　
而就在兄弟们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他，而李渊也同意了。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这件事被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他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于是李世民手下的几个亲信知道了，都劝李世民抢先动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以免后患，李世民答应了。　
6月3日，李世民向李渊报告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的阴谋，还趁机告发他们淫乱后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对质，处理此事。李世民并没有将希望寄托在父亲的处理上，因为先前父亲总是偏袒他们，他果断部署了行动计划。　
李世民去见李渊的事被倾向李建成的后宫张婕妤得知，她马上派人密告李建成，但李建成认为京城守卫都是自己的人，不会出什么意外。　
6月4日清晨，李世民命属将伏兵于长安宫城北门口即玄武门，而此前他已成功地收买了李建成的将领——玄武门守将，而被蒙在鼓里的李建成还认为守城门的是自己的属将，所以就放心大胆地和李元吉去上朝，可是等他俩走到临湖殿时，发觉守门的士卒不是自己的属下，感到不妙，就立刻掉转马头往回走。这时候，李世民骑马赶来，李元吉立刻拉开弓就向李世民连射了三箭，可都没射中。而武艺高强的李世民拉开弓箭，“嗖”地一下就把李建成射下马来，然后再补上一刀，杀死了他。李世民的部将赶上去，把李元吉也射下了马，砍死了。　
这时候，唐高祖正在太极宫的湖里划船，李世民的部下跑来报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造反，已经被秦王杀死，李渊只好下诏平息了两派的激战，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两个月以后，也就是626年8月，李渊自称太上皇，让李世民作了皇帝，史称唐太宗，李世民这年二十七岁，次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从此李世民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　
皇位坐稳、大权在握之后的唐太宗，给死在他刀下的两个兄弟追加封号，把他们重新安葬，出殡的时候，还登上城楼远望，大哭一场……　
一天散朝后，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闲谈时，唐太宗忽然问道：“自古以来，国史为什么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呢？”　
房玄龄回答说：“因为一个正直尽责的史官总是如实地记下君主的功过得失。本朝的君主如果看到国史中记着自己的过失，很容易恼羞成怒，惩办史官，国史就很难撰写了。”　
唐太宗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写什么，这又没有做错，怎么会得罪君主呢？你去把国史拿来给我看看，朕正想知道自己以前都有那些错误，好拿来作为鉴戒呢。”　
房玄龄这下可犯愁了，国史是由他负责监督撰写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里面记载着玄武门之变。当时，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杀死了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如果让唐太宗看到这一段记录，他能不生气吗？　
因此，房玄龄心里非常不安。但是皇上已经下令了，又不能抗旨不遵。没有办法，房玄龄只好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地把国史拿给唐太宗看。　
唐太宗把国史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后，对房玄龄说：“其他都还好，只有玄武门之变这件事没有写清楚……”　
房玄龄一听，暗暗着急，心想这下真的糟了，看来皇上果然对此不满意。他正琢磨着该怎么回答，忽然听唐太宗又吩咐道：“来人，去把史官叫来！”　
房玄龄越发着急了，他正想为史官辩解，唐太宗已接着原先的话题说了下去：“撰写国史是为了记录历史，给后人以借鉴，所以一丝一毫也含糊不得，不能因为怕得罪皇上就对真相有所隐瞒。朕要把当时的情形详细地给他们讲一讲，好让他们把遗漏的地方补上。”　
房玄龄没有想到唐太宗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真是又惊又喜。他由衷地说道：“陛下真是心胸宽广，臣深感佩服！”　
唐太宗认真地说：“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是迫不得已，这是关系国家安定的大事，没有必要隐瞒。写历史就要告诉后人真实的情况，这样才能够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朕是一国之君，更要做出表率。朕有责任将历史的真相告知后人。”　
唐太宗的诚实赢得了满朝文武的尊敬。以后再有什么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朝廷上下逐渐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从而才有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任贤纳谏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这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就不再是内行了。因此唐太宗将选官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　
唐太宗选拔官吏时虽然如饥似渴，但他没有因为求贤而降低了标准，他是用才干和贤能严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在正确标准的衡量下，许多有才干的人被唐太宗纳入高层领导集团，这包括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许多人，唐太宗不计前嫌，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从而争取了许多人为其效力。　
除了这些选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后来在武则天时期，还曾经举行过武举，考步马武艺，作为武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唐太宗又精简了机构。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官员的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量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　
为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唐太宗任人唯才是举，不论亲贤远近，他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对他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唐太宗虽然求贤若渴，但并不是滥选滥用，也有着严格的原则，即惟才是举，任人唯贤。凡是有才之士，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都能够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职。　
有一次，唐太宗要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宣读事先写好的名单，并且说：“有不合适的，请提出来吧。”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打了许多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