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38章

人们不难看到，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讨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的需要。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帝国主义从来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杜勒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说过的两段话抄录在下边。
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现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愿望、放弃了统治全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则行事的人们所统治的。”
杜勒斯还说：“长远的前景——说实在的，我要说，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
看来，杜勒斯的幽灵缠住了那些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以致他们简直对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着了迷，根本不愿意想一想，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多么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希望。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苏共领导几年来开口“和平共处”，闭口“和平共处”，实际上他们对待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仅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共领导所以不断宣扬和平共处是他们对外政策总路线，说穿了，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们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苏美合作。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请看他们的妙论：
“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约·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现在世界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难道苏美两国达成协议，这些矛盾就会消失了吗？
在苏共领导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个美国。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苏共领导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弃至今还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兄弟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用尽一切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他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古巴牺牲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他们充当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教士，瓦解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露骨地充当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领导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费了这样大的力气，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他们究竟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捞到了什么呢？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赫鲁晓夫就对苏美两国首脑会晤着了迷。他在这个问题上不知做了多少好梦，散布了多少幻想。他热烈赞颂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热烈赞颂肯尼迪“理解到这两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所负担的重大责任”。苏共领导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大肆宣扬维也纳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报刊鼓吹说，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这两个“大人物”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
但是，美帝国主义是怎样对待苏共领导的呢？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谈七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派遣Ｕ—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维也纳会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苏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条件，那就是：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维也纳会晤一年多以后，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喧嚷一时的“戴维营精神”、“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如此等等，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采取“慢慢来”和“不着急”的态度。
究竟什么是“莫斯科精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
苏共领导为了进一步创造“苏美合作”的气氛，在莫斯科举行庆祝苏美建交三十周年的集会，同时又派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纪念活动。可是，苏共领导的这种“热情”，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拒绝出席莫斯科的庆祝会，美国国务院发出特别备忘录，要求美国公众抵制苏联文化代表团，并且指责他们是“最危险而可疑的人物”。
在苏共领导鼓吹什么“苏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却派出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美国高级官员对巴洪命运的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侦讯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了。
所有这些，难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吗？如果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光辉名字，这个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景仰的光辉名字，今天竟然被苏共领导用来掩盖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的肮脏勾当而蒙受了奇耻大辱！
总之，为了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友谊”和“信任”，苏共领导向美帝国主义不知说了多少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