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陈果夫与陈立-第68章

还愁不是他陈立夫的。
以后，二陈的CC派与陈诚的三青团争夺十分厉害，三青团企图取代CC派，CC派则从各方面攻击三青团，与之争地盘、争地位，并且有大批CC分子向三青团渗透，这一切当然使陈诚伤透了脑筋。不久，随着保卫武汉战事的紧张，陈诚没有太多精力放在三青团上面，便由朱家骅代理执掌团务。1940年9月，陈诚正式辞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一职，一切重大事务概由朱家骅处理，这使陈立夫着实高兴了一阵，以为三青团大权正逐渐向他倾斜。但蒋介石并没有遂二陈的心意，以后，书记长又换成张治中，最后，竟传给了儿子蒋经国。这样，二陈只好望洋兴叹，从此，对三青团这一诱人的权柄，二陈再也没有力量去角逐，再也没有胆量去问鼎了。
第五部分特务政治（1）
陈立夫插手三青团的企图落空后，便一心一意经营中统局，他虽然不是中统局长，但局内的整个班底都是他过去特工总部的一套人马，陈立夫便暗中进行操纵，指挥这帮CC派特务干下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成下形成的。合作后，蒋介石并没有真正放弃反共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再加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了诱降政策，所以蒋介石的反共倾向也日益显露出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就提出：“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还说：“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他们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这实际上就是号召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与共产党斗争。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话心领神会，他觉得光在中央全会上讲反共，下面各级党部及一些国民党员不能领会精神，也不知怎样反共，必须制定一个反共的文件，拟定具体方法，发到国民党各基层组织，这样才能动员整个国民党一起反共。因此，陈立夫向蒋介石献计，搞一个“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发到国民党基层党部，这个建议颇得蒋介石的赞许，他们通过商定后，将草拟文件的任务交给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办理。
徐恩曾接受任务后，闭门谢客，一人在家日夜思考、写作，不几天，便拟订了初稿，然后交陈立夫审阅，陈立夫看后，即带着徐恩曾一起送交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提出了修改意见，直接由陈立夫带回修改。陈立夫便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对初稿一字一句进行斟酌、修改，完成后再呈蒋最后审定。这一次，蒋介石看后十分满意，当即指示发出，这样，反共文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便出笼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以绝密文件发至国民党各基层党部、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也转发，一直发到县级。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反共为主要内容，该文件称：“查共产党在本党权利所及之区尤能猖獗活动长足发展，考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本党组织工作不健全而予人以可乘之机实为主要因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文件规定，各地民众和人民团体均应接受国民党的领导，特别是对共产党活动的地区要严格防制，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与异党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还要求：“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因此而发生磨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是，亦应无所避忌”。如果有以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不得有误”，“如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课罢工、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无论其假任何名义，应一律依法从严制裁”等等。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制定与下发，实际上是国民党对党政军各级组织发出了号召，要他们从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加紧防共、反共活动。
为了更好地发挥CC特务在反共中的作用。二陈经过商定，报蒋介石批准，开始在全国建立“党员调查网”，使之成为“中统”的外围组织。于是，中统特务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学校、工商界、军队中收罗了大批国民党员作为“调查网”成员，要他们在中统局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所谓调查，而且向他们交代，调查的首要对象是共产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泛调查后，结果令二陈兄弟大失所望，在所有调查材料中，告发国民党中贪污渎职的材料几乎占80％，揭露国民党中投降叛敌、汉奸嫌疑的占12％，而诬人为共产党或共产党嫌疑的不到10％。实指望通过调查搞到共产党的材料，为反共提供证据，谁知竟搞到了国民党自己的头上，这使二陈十分难堪，不好下台，他们一方面将涉及国民党的材料处理掉，另一方面则大骂特务们不中用，要他们重新再搞。但调查去调查来，总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以后，二陈对“调查网”再也不感兴趣，经过商量后，决定放弃“调查网”，于是向蒋介石建议，将最初准备对共产党使用的这张“网”移交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冷衙门。这样，一场调查共产党的闹剧刚刚开场便匆匆降下了帷幕。
为了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二陈专门把徐恩曾找去授机宜，明确告诉他，中统的主要任务是反共，不要再去注意国民党内的贪污、投敌等问题。徐恩曾回来后也鹦鹉学舌地向特务们训示：“抗日是暂时的，次要的；反共是长期的、根本的，第一位的”，“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等。
特务们经过训示后，似乎开了窍，便想尽各种办法去反共，虽然在一个时期内，表面上他们不像抗战前那样公开逮捕、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了，但暗地里的反共活动却是始终存在。如共产党人车耀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组织了“星芒社”，办起了《大声周刊》、《国难三日刊》等，鼓动群众参军参战。中统特务为了破坏该组织，伪装进步，打入“星芒社”，然后进行分化活动，并录制了参加这个组织的大批积极分子的黑名单，1939年以后，这些同志大部分被特务逮捕杀害。
第五部分特务政治（2）
1942年，中统特务还对中共中央南方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南方局领导人之一廖承志及多数工作干部及电台工作人员均被逮捕，人数达300多，使共产党遭受很大损失。廖承志被关进集中营，受尽了折磨，到1945年才转解重庆。蒋介石对这一起破坏十分高兴，除表扬陈立夫外，还给直接指挥这一行动的徐恩曾一大笔奖金。
二陈对特务们的破坏行动十分欣赏，但对其破坏手法还不满意。陈果夫在中央政治学校所在地南温泉私宅养病时，就时常把中统特务万大叫去，进行训示。这样，由陈果夫口授、万大执笔，历时两个月，写出了《党员调查工作须知》，作为对特务进行训练的教材，里面所传授的，就是如何在调查的幌子下进行反共的各种办法。特务们按此受训后，都受“益”不浅。
陈立夫则认为，在进行反共的特务活动时，不能光靠硬性蛮干，还必须用软的办法，重要的是从思想宣传方面入手，通过舆论宣传，在潜移默化中破坏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信，他认为这比抓几个共产党人、破坏几个共产党组织的效果更大，陈立夫经常对特务们说：“戴雨农（即戴笠）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他要求特务们了解共产党的理论、研究共产党的理论，使用共产党的方法，达到以伪乱真的程度，然后以售其奸。
在陈立夫的指示下，一些中统特务采取捏造假事实的办法，写出了大量小册子，污蔑共产党，丑化解放区，以欺骗一些思想单纯的青年，使其迷失方向。当时发行最多的什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等，就属这一类造谣污蔑的宣传物。
为了加强这种宣传，陈果夫还命一些中统特务在重庆南温泉开设了一个书店，用“文化服务社南温泉门市部”的招牌做生意，专门兜售这类反共小册子，并对青年学生进行监督、迫害等特务活动。
为了进一步指导中统特务进行反共宣传活动，陈立夫还关在家里冥思苦想，写了一篇《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