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陈果夫与陈立-第61章

主任吴俊升教授为高等教育司长。这样一来，教育界人士有所释疑，当时蒋梦麟就说：“自从教育部的新人事发表以后，我们知道陈部长系纯粹从教育的立场来主持行政，大家都放心了。”对于司以下的官员，陈立夫一般不插手，而是各主管部门保荐，由陈最后核定。
这样，既可避免部外的人情委托，也可发挥下面主管部门的积极性。
由于以上措施，稳定了部内人心，使得陈立夫在以后7年教育行政管理中进展顺利，有所成就。
其次，要稳定全国教育界人心，也就是要统一思想，消除混乱。当时，处在抗日战争非常时期，问题很多，但重要的如陈立夫自己所说，“面临极需解决的有两大问题：第一是战区逐渐扩大，学校员生不能原地进行教学，纷纷内迁，流亡在途，除需紧急救济外，此等学校，是继续按原来规模办学，还是紧缩归并？此为‘量’的问题；第二是抗战前夕，即有人高唱‘实施国难教育’，完全改变平时教育的性质，一切课程及训练，均以适应军事需要为前提，因此极须在平常教育与战时教育两者之间作一选择，这是质的问题”。
关于量的方面，即学校是缩减还是发展的问题。国民党一些官员认为，现在正处于战争非常时期，一些学校已被破坏，一些学校迁徙流亡，干脆停办。而且国民政府资金有限，应把有限的资金全部投入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缩减一些学校可以节省资金，支援战争。另外，抗战需要大量兵源，学校缩减停办，青年学生可以参军参战。因此，他们主张：“高中以上学校除个别与战事有关者外，为配合抗战，均应予以改组和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即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陈立夫不赞成这种主张，他认为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有建国的任务，抗日后更要恢复生产、建设国家，要建国就需要人才，要培养人才学校就不能停办，他说：“建国需要人才，教育不可中断，并且即在战时，亦需要各种专技人才的训练和供应”，根据这种情况，“遂决定学校数量不仅不应减缩，并且依据需要，还须相当扩展”。他重申要坚决执行1937年8月27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即：“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各级学校之训练，应力求合国防需要，但课程变更，仍须照部定范围”，“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经费在战时仍照常发给”等。
根据这些原则，陈立夫主掌教育部期间，在稳定旧有学校的同时，还发展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的新校。
对高等学校，陈立夫根据需要，使之有一定程度的适当发展。当时，国内师范、工科、农科、医科等方面的高等学校比较少，特别是师范大学，战前全国只有一所，而国家又急需这方面人才。于是，陈立夫便根据国家的需要、根据各类学校的布局，设置了一些新的高校和新的学科。
他先在几所国立大学设立师范学院，不久，便在一些地区创建独立的师范学院，到抗战结束时，全国已有11所高等师范学院。与此同时，一些有特色的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也建立起来。在一些条件较好的老校，还设置了新的科系，如西南联大开设了航空工程系，中央政校开设了蒙、藏、印等语言专修科，复旦大学开设了职业教育系、法律系、数理系等，中央、西北两所大学还开设了边政学系等。
第五部分稳定人心（2）
陈立夫还根据战前高校布局不合理、西南西北一些省区高等教育几乎是空白的状况，提出抓住高校内迁的机会，发展内地高等教育的主张，使得战后高校迁回原地后，西南、西北省区都有自己的大学。因此，陈立夫将新设的高校，多建在西南西北地区。如贵州省文化比较落后，原来没有一所高校，陈立夫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便决定在贵州建立一所综合性大学，他亲自到贵阳察看地形、选定校址，并对校舍的建筑、图书的购置、仪器的配备、教师的选定、学生的招生等问题一一过问并督促落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终于建成了集文理工医为一体的贵州大学，为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陈立夫的努力下，抗战期间，高等学校在巩固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战前的1936年，全国有高等学校108所，到1944年，发展到145所，而且门类较齐全，布局也较合理。
对中等教育，陈立夫要求有更大的发展。抗战期间，一些从日寇占领地区跑出来的中等学校师生失去了执教和受教的场所，到处流浪。陈立夫针对这一情况，决定由教育部出面，在大后方建立一批国立中学，以安置这些流离失所的师生。
1938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国立中学规程》，提出：“教育部为谋战区省市立中学教职员及公私立中等学校学生继续施教与受教起见，特暂设国立中学若干所，以继续发挥教育效能，充实民族力量。”于是，教育部拿出一批资金，在后方地区创办了国立中学31所、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中山中学2所、国立女子中学2所，并改办中学4所，此外，还创办了四川造纸印刷职业学校、国立商业职业学校等共13所，创办国立师范学校13所、华侨师范学校2所。这些学校安置了大批流亡师生，也发展了后方的教育事业。
同时，教育部还鼓励与督促后方各省区办了一些地方中等学校，使中等教育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抗战前，全国共有中等学校3264所，1944年发展到3745所，其中中学战前1956所，1944年发展到2759所。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战前为627246人，1944年发展到1163113人。
对初等教育，陈立夫上任后，即取消了战前普及4年小学的义务教育制，改为实施“国民教育制度”。1940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将小学教育与补习教育合并进行，并规定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保设国民学校，分别由乡镇长和保长担任校长。后来，由于“保长之资格，大都不合于修正小学规章第六十二条规定”，所以到1942年，改定为“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校长以专任为原则”。在这些国民学校里，都设有小学与民教两部，分别对儿童实施义务教育和对成人实施补习教育。
通过不断对初等教育实行改进，小学数目逐年增加，学童入学率逐年上升，陈立夫自己说：“就学龄儿童入学率言，三十三年度后方19省共有学龄儿童3411万余名，入学者有1722万余名，连同已受义务教育而不在校者合计约共2500余万名。
入学儿童约占学龄儿童总数70％强，较前占53％大有增加。”陈立夫的统计当然有夸张之处，但客观地说，在当时战争的烽火年月里，基础教育达到如此成绩还是不容易的。
总之，在陈立夫的努力下，高等学校在稳定的基础上有适当的增加，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关于质的方面，即关于非常时期教育质量的问题。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在战争的非常时期，正常的教育程式应该废弃，应该实行与抗战有关的短期训练班和训练所，其课程也应该是研究抗战学术。他们提出：“在战时，大学是抗战人才供应所，是救亡干部训练所，同时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锋战士的产生地。”陈立夫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认为要为建国储备人才，正常教育仍应维持。1938年3月，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分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向全国学生阐述了他的教育政策，他明确指出：“教育之任务，为在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因此，“各极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有充实国力之意义。
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公告书的发表，至少在当时众说纷纭的主张中，有了一个主导性的政策，对稳定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在战争非常时期坚持正常教育，陈立夫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确定了他的战时教育方针，这一方案在1938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