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全传》第146章

省！?br /> 宋氏三姐妹的四川之行是整个抗战史中的一段佳话，也成为当时新闻界的热点。被大量报道以致后来被拍成纪录片，在国内外广泛放映。当时此事产生了很大影响，并被国内外有识之士看成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特别是宋庆龄，她和宋蔼龄一同回重庆，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人民认识到，虽然汪精卫集团从中国分裂了出去，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阵营却更加巩固和纯洁。　
从某种意义上说，宋蔼龄和孔祥熙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和宋美龄一起做宋庆龄的工作，使其自然而然地来到重庆。特别是宋蔼龄，利用和两个妹妹结伴而行的机会，大出风头占尽了便宜。当然，我们尚不能说这里没有真情实意。然而从宋蔼龄这一方讲，确实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但宋庆龄在重庆、成都等地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又要返回香港，又使宋蔼龄觉得懊丧。岂止是宋蔼龄，连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没料到宋庆龄着急要回去。宋美龄曾明确地希望宋庆龄能长住重庆，指导全国的妇女工作。蒋介石也带来口信，希望宋庆龄长期在重庆住下来，不想住想什么时候走或走后想什么时候回来都欢迎。但宋庆龄还是决定回去。宋蔼龄发现，她这个外表柔顺的妹妹骨子里还和过去一样，认准了的事情谁也别想把她劝回来。　
当年孙中山虽为革命领袖，也为军阀憎恨，他们几次妄图对孙中山下毒手。而宋庆龄嫁给孙中山，等于把自己献给了漂泊。危险而又光荣伟大的革命事业。　
宋庆龄执意要回香港，宋蔼龄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宋庆龄出于团结抗战的目的，和宋美龄、宋蔼龄同来重庆。但她并不喜欢重庆，特别是不喜欢重庆弥漫着的官场气氛，那种阿谀奉承、吹吹拍拍和拉拉扯扯、那种言不由衷的官话套话、那种等级森严消磨个性的礼仪和规定，以及迎来送往的客套。　
还有，宋庆龄这次来重庆，所以同意住在孔府，就是想和孔样熙有所接触，以求得孔祥熙对“工合”运动的支持。孔祥熙虽然只认蒋介石，但碍于情面总能多少对“工合”运动有些帮助。即使他不出钱，只要能出力，出席“工合”组织的活动，也会在商家和企业界中产生影响。但遗憾的是，孔祥照对“工合”的态度令宋庆龄失望。他总是口头上表示支持，而实际上缺少行动。好在宋蔼龄对“工合”运动极为热心，使“工合”运动在重庆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宋庆龄为“工合”运动发展来到重庆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再无久住之理了。　
再则，宋庆龄住在宋蔼龄家里，名义上安逸舒适，实际上处处受到监视和限制。她知道这也许正是蒋介石、宋美龄和宋蔼龄为防止她自由活动而作出的精心安排。宋庆龄回香港后说：“在那里，我当然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去。但实际上，我的一举一动都被注视着。”　
宋蔼龄、孔祥熙借口避免打扰，对宋庆龄进行变相封锁，只允许宋庆龄按他们安排的计划行动。所以宋庆龄感到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她。虽说出人自由，但想去见什么人、或什么人想见她，都要由孔府事先约定。一切来往信函、电报都要先经宋蔼龄过目。更有甚者，有一次冯玉祥将军前来拜访，宋蔼龄竟不通知宋庆龄而擅自代宋庆龄会见冯玉祥，还说孙夫人身体不好，不能见客。　
如果说，在孔祥熙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处处能见到宋蔼龄的影子。那么在宋庆龄住在孔府的这一个多月，就处处能见到孔祥熙的影子。尽管他表面上对宋庆龄客客气气，背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宋庆龄犹如一根扎在国民党政府心脏里的刺一样。　
宋庆龄回到香港后，即接受了记者采访，并对记者谈及了她对大后方的印象尤其此次四川之行的感想。当时她说中国人民只要团结抗战，就必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日军虽占领我沿海各省，但中国仍将有广大自由地区，人力资财仍无比富厚。而且抗战3年来，民族意识大为增强，在文化落后的偏僻农村，也有很多青年应征人伍，以执戈保国为荣……”　
5．孔祥熙割肉助“工合”　
赴渝期间，宋庆龄和孔祥熙除了礼仪上的接触外，谈论最多的就是“工合”这个字眼了。而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亦最能表现他这个人的人生哲学及其行为准则。在抗日战争期间，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可谓是其沽名钓誉的杰作了。　
“工合”运动即“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同时开展的一项生产自救的经济救亡运动。宋庆龄后来成为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人。当时曾有“经济国防线”的美称。　
“工合”的发起人是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路易·艾黎。他当时在上海，亲自参加和目睹了“八·一三”上海抗战及日军对沿海工厂狂轰滥炸的情景，便产生了组建“工合”运动的构想。当时他说：“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会动员后方的人力和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以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　
美国记者斯诺称“工合”为“游击工业”。即利用沿海工人的技术，鼓动生产性救济，开办数以千计的小型、半移动性的合作工业。　
艾黎的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1937年，在武汉就成立了以艾黎为首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共同拟定了一个旨在“引进外援、发展生产、生产自救、抗日救国”的计划，目的是动员那些必须自谋生计的非敌占区人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残废军人和一般失业者，在合作的基础上从事战时必需品的小工业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　
这件事本来和孔祥熙没有必然联系，孔祥熙当时正忙于协助蒋介石确立战时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和调整经济政策等“国家大事”，对这种来自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发的生产自救运动无暇顾及。　
但世界上的有些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该你得到的你想得也得不到，该你得到的你想躲也躲不开。　
“工合”运动首先得到了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的支持。他们觉得，要想使这项利于抗战、利于人民的事业长久地坚持下去，除了要取得国际援助外，最重要的是要取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于是卡尔大使便将“工合”计划交给了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而宋庆龄则把“工合”的情况介绍给了宋蔼龄和宋美龄。　
上海失陷后，宋氏三姐妹在香港同住了一段时间，那是对她们幸福而又难忘的一段岁月。抗日战争激发起来的民族感情，国共的再次合作，使她们（宋庆龄和宋蔼龄、宋美龄）之间因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而出现的裂痕暂时得以弥合。特别是宋蔼龄，她是大姐，总想以一种大姐的身份说服宋庆龄来到她的身边。但在抗战前的上海，虽然她们同住在一个城市，却形同路人。所以当宋庆龄提出利国利民的“工合”运动时，宋蔼龄和宋美龄自然都要积极地响应了。　
宋蔼龄在抗战前就在上海办过几个实验性质的救济性工厂，“工合”的想法和她不谋而合。国难当头，她极愿意做一些既合她身份、又能实际帮助抗战、同时又扬名的“实绩”；她也希望通过类似的活动，把宋氏家族重新团结在自己周围。　
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和宋蔼龄却截然相反。其一是“工合”都是散落在各地的小型工厂或小作坊，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垄断，无大钱可赚无大利可图，对四大家族和各大垄断财团没有根本的影响；其二是这些小企业或小作坊打的都是抗日的旗号，肯定要来贷款借钱，找他的麻烦；其三是眼下是国共合作，“工合”弄不好会被共产党利用，成为共产党手中的一张牌，这就成了政治问题。而且他深知，蒋介石对共产党是恨到骨髓里去的，有利于共产党的事半点也不能干。　
世上的事总是这样，有人讨厌就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就有人赞成。孔祥熙对“工合”的事反应冷漠，关于“工合”的报告他能推就推，有时甚至看都不看。宋子文却是“工合”的热心支持者。当然宋子文支持“工合”，与其说是热心抗战，还不如说是热心和洋人交往。因为宋子文发现，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对这件事感兴趣。可因势利导，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