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58章

间。当时也只搞了一个初步设计，产品只给了个尺寸，看不出它是什么。等到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二机部集中力量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把铀…235作为一线，钚…239作为第二线，第二线暂停、缓建，集中力量搞第一线，基本建设是这样，科研攻关也是这样。所以苏联走了以后，我们主要是抓一线的攻关，二线则照顾进行。1960年8月苏联人走，到1961年冬天，我听取包头厂的报告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项目，没有什么6号车间，核部件这个项目他们就根本没有列进去，攻关的计划没有。再查，基建计划也没有，设计的计划也没有，也没有施工设计，是一个漏项。所以当时我就交给冶金处处长徐基乾，先到九局来查这个问题。然后徐基乾又查初步设计，查到货情况等等。还好，几台球面车床都到了，磨擦压力机也到了，这两个主要的设备都到了。后来经过各方面商量，利用包头元件厂已经建好的一个仓库做场地，用包头已经建好的冶金炉子，做这个铀的铀锭，把那个磨擦压力机和球面车床装在那里，作为厂房。检验还是用他厂子里原有的检验手段，做这个金属检验。压力加工要用气锤，就用附近一个工厂的气锤做锻压。用人家的大气锤，主要不是为了大的吨位，而是能够容纳大模具的尺寸，这样来摸索。在很冷的天气里摸索压力加工，还有各种铸锭，各种工作都在那儿进行。附近的那个兵工厂在攻关的时候我去过一次。说星期天去，那星期六的晚上就得把模具预热起来，到星期天清早，几辆卡车，带着各种器械，一大堆仪器材料，去了十几个人吧，对方只留一个人。进门的时候，都经过人家的检查。车进去，东西卸下来加工，地面都是铺的铝板，怕沾污了地面，就把它清扫干净，把铝板撤回来。我参加过一次，搞完以后还要打扫清洁，都弄干净了，再撤回来，回来就得下午了。
徐基乾带上刘杰开出的一份介绍信，专门去找了五机部的相关局长，说我们原子弹上面缺一个部件，需要同你们这个坦克厂协作。局长一听，满口答应。但因为两家做的东西不一样，一个是放射性的，一个不是放射性的，就需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坦克厂的技术负责人叫韩旭冶，正好和徐基乾认识。找了一处仓库作实验室，安了两个球面车床，一间放车床，一间放锻锤。
锻造只能趁人家不干活的空当去，他们礼拜六晚上赶过去，折腾一宿，周围挡上铝板和幔布，把炉子预热好了，派一个班的警卫站上岗。平常加热有10分钟就够了，但安纯祥等人加热了45分钟还不放心。随后，由维修工段的老师傅林福善掌钳，郭振阳开锤。现场的人心情高度紧张，不知道这一锤子下去，会炸还是会飞。
结果，16吨的锻锤一下去，由于高温，金属铀像豆腐一样，特别软，轻轻一压就出来了。
第87节：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1）
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
困难太大，主张下马——　刘少奇说，等调查清楚再定——　陈老总说，我头发都等白了；没有原子弹，腰杆子就不硬——　林彪说，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目标定在1964年——　刘少奇提出中央要设专门委员会——　毛主席的15字批示——　强大的15人专委会——　既是首长（手掌），又是脚掌
中国原子弹研制最初比较具体的计划，是在1962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但制定这一计划的背景比较特殊，时间是1957年，那时苏联答应给予全面援助，并且已经有了具体的实施行动。然而好景不长，后来苏联由暗中到公开停止援助期间，二机部于1959年8月向中央提出了制造原子弹的新的设想：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其后在饥饿中经过三年左右的艰苦奋战，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在几个重要方面实现了一定突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
但是，原子弹研制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也正是国家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国际上，同美国对抗，与苏联交恶，还和印度发生了边境战争；在国内，大跃进等极左思潮泛滥，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堆积如山。此时，国防尖端技术是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最高决策层也引起了各种议论。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不断升高。反对搞尖端技术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忧虑，他们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技术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经济困难，当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品种规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难重重，搞两弹花钱太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影响了常规武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应该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等等。这样的意见，因为分析得合情合理，也的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7月下旬，主抓两弹的聂荣臻元帅也来到北戴河。当他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看出来一种对两弹研制怀疑犹豫的趋势正在扩大，深感不安。范济生当时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对那段时期聂荣臻的焦虑有所了解。范济生说，争论的背景就是，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中央各部定出一些条条来，有些需要调整，在这个情况下国防工业在北戴河开会，会上会外有些同志觉得两弹困难太多，集体主张下马。聂老总是7月中旬我和他一起去的，首先听刘西尧汇报，以后又找了其他一些同志汇报。老总越听越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就又找一些人座谈，一是了解情况，一是做做思想工作。聂总在会上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基本内容大体是这样的，第一是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争取三五年内突破尖端，这是历史的任务，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克服。第二是两弹为主，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发展，我们应该继续两条腿走路，既搞常规，又搞两弹。老总还提出一些措施，一个是缩短战线，他主要提的是科研战线，这样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大家一同来攻关，我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我们困难多，应该理一理，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林彪讲军队战时打仗，平时就是要搞装备，搞的话必须形成拳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是林彪提出来的。聂总还说：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上不去。那就只能搞步枪、轻机枪等等，如果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只有靠梭镖了。
毛泽东对这个会议很关心，也注意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之前，聂荣臻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杭州，10天后，毛泽东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转告聂荣臻：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并说八月毛泽东要找贺龙、聂荣臻等谈一谈。聂荣臻事后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
第88节：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2）
刘杰说，1961年春夏的日子多难熬啊！毛主席、周总理的餐桌上几个月不见油水，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吃不好饭了，这困难就太大了。在一些领导人的心中，疑问、忧虑随岁月的艰难而增长。不能说这些考虑以及下马的主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少奇同志发言了，他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按说当初搞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拍板的，是毛主席的决策，但这个时候很特殊，很困难，他也要慎重。所以毛主席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等调查清楚后再定。
李旭阁说，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人就没有道理，那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国家老百姓饿死了多少人！饭都没的吃，搞经济的领导人主张等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聂荣臻身处矛盾中心，十分担心导弹原子弹计划受到冲击。他当即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开会座谈，分析研究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认为近程地地导弹已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正在进行研制，原子弹也在探索性研究试验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