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46章

第69节：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1）
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
“就是要有动力，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　——“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　刘杰接过重担——王淦昌隐姓埋名——杜布纳人心思归——　曹本熹痛失爱女——　程开甲出了口气——　彭桓武“搞不清”自己的角色——大宅门口的石狮子，作用大着哩
苏联人走了，九局原本为苏联原子弹样品所盖的仓库，派了新的用场。1960年初，九所的一百多名干部坐在这间仓库的空地上，听宋任穷部长给他们作自力更生的报告。
朱建士说，苏联不帮助我们了，我们就要自己干，领导不是说要发奋图强嘛，把发奋的“奋”改成愤怒的“愤”，这个时候大家都憋着一口气。因为我们是搞流体力学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三班倒，做了一些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的预备工作。有一天晚上宋任穷部长来看我们，他问我们是学什么专业的，我们说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宋部长说，是啊，就是要有动力啊，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
宋任穷把大家的劲头鼓起来了，他自己也准备彻底甩开洋拐杖，和大家一起搞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来，但就在此时，中央却做出决定，让他离开二机部，去外地任职。
刘杰说，正是在这个时候，宋任穷同志对我讲，他的工作要调动，调到东北局做书记，那时中央重设大区，让他做东北局书记。我一听这话，就觉得非常的突然啊。二机部机关自1956年迁入三里河办公楼，我们俩始终合用2楼4号房间，我们办公在这里，部党组开会也在这里，既是办公室，也是会议室。这么做不是由于办公用房紧张，而是有利于商量、研究工作，有利于我们之间和党组之间的团结合作。另外，我们对面办公也是勤俭办一切事业精神的一个行动。正因为我们长期在一个长桌办公，思想、感情经常沟通，彼此都很熟悉，所以我就对他说，现在这个时候调你走，你是不是可以再说一说不要走啊。
宋任穷说，我那时候其实是不愿离开二机部，不愿到东北局去当那个第一书记的。我走的时候向聂总、贺龙元帅和罗瑞卿同志说，我说我搞那个事情不行，我对这个有感情了，还是干原子能事业吧。他们当时也是希望我不要走。最后我又去书记处找彭真和邓小平，小平同志给我说，毛主席已经定了，不要再提了，我们不能提，你也不要再提了。那时总理问我，你走了以后，这二机部的工作由谁来接替你，是不是还从军队找一个人？我说军队里如果有合适的人的话可以，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由刘杰同志接任部长也是可以的。后来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认为刘杰接替我的工作合适。我回去之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刘杰，并对他讲，回头周总理还要专门同他谈话的。
刘杰后来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面容严肃地对他说，现在宋任穷同志要调走，这个原子能事业确实很重要，毛主席也同意让你来担任这个部长，负这个责任。刘杰说，当时我提出来，责任很重大，恰好又是宋部长要调走，苏联停止了援助，这样一个局面牵扯到我们国家的战略利益，这么重大的任务，以我的资历和我的工作能力恐怕是很难胜任的。总理说，对你，中央是了解的，信任的，毛主席已经批准，就这样定了。当时面临苏联撤人毁约，整个原子能事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的损失有多大，应该怎么办，确实是摸不着底的，所以心情压力很大。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应该很沉着地来应付这个局面。我们首先起草了一个电报，发给所有的厂、矿和研究单位。首先一个意思是说，现在苏联撤退了专家，虽然造成了很大困难，但这反过来对我们也是个很大的促进，我们要自力更生。第二点就是由过去的苏方为主转到了以我们自己为主，假如第一个是认识上的转变，那么第二个就是组织上的转变。就是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己当家做主，许多人员的调配组织，都得自己来建设。中心的问题就是充分发挥我们的人力，不要浪费时间，下边再有若干的措施，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免去他们的事务性工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个电报发下去之后，后来才知道在当时不仅仅是稳定了局面，而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在这个前提下，有几步工作，第一是摸清情况，站稳脚跟。第二是调集科学技术人员，第三是组织大协作。在这个基础上，紧跟着提出来，我们要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集中人才力量。钱三强同志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在原子能研究所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在以后推荐人的时候他是最了解情况的。当时就是要集中全国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前前后后调来一大批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有自己的专业和特长，比如王淦昌先生发现了反西格玛粒子，那在世界上是很轰动的。彭桓武是搞理论物理的。我请王淦昌和彭桓武来我的办公室，请他们考虑参加原子弹研制的领导工作。王淦昌停了一下，说愿以身许国，彭桓武也讲，没意见。最后让他们三天之内报到。为大力展开协作，我和钱三强、张劲夫商量，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局，有计委，还有科委的人，有刘西尧、范木汉等同志参加，专门管协作。另一方面，我们把工厂一个一个排开，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办法，就是让研究所设计一些装置，根据他设计的大体框架把装置做出来，然后在这个装置里进行测试，寻找数据。因为我们这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依靠自己摸索着去干了。
宋任穷说，到9月份的时候，我要去东北了，临走前刘杰说吃顿饭吧，我说免了。后来，王鹤寿同志个人花钱，在北京饭店请我吃了一顿饭。
宋任穷动身前往东北的时候，邓小平和彭真去给他送行，刘杰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在那里对刘杰说，现在宋任穷同志要走了，这个任务就由你来承担，你的责任确实重大，你要勇敢地担当起来。彭真同志也说，你要担当起来，有困难就叫，你这个人不好叫，你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当时的情况下，我感觉到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也觉得既然决定了，就义不容辞。我也深深地感觉到，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啊。
从1960年春开始，全国为二机部九所选调的科研人员陆续到位。这时候，已经有基本上一直从事核科学研究的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等；有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开始后陆续从美国和西欧归国的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程开甲、吴征铠、周光召，以及陈能宽、姜圣阶、曹本熹、汪德熙、陈国珍、黄祖洽、于敏、秦元勋，等等。在这些科学家的带领和培养下，一支比以往强大得多的科研力量正在逐步形成，这一人才资源在不久后的攻关中便日渐显露出巨大的作用来。
第70节：第十八章　叫你来是搞原子弹的（2）
王淦昌1934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与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梅特纳共过事。1956年，他进入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从1959年到1960年底返回前，他担任这个所的副所长，并在此期间和另两名同事发现了反西格玛超子，蜚声中外。虽然他的个人志向是研究基本粒子物理学，但国家却需要他转变研究方向，并且要求王淦昌绝对保密，要长期隐姓埋名，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子。从1961年4月3日起，王淦昌更名为王京。别人向他老伴打听王淦昌哪里去了，他老伴回答说到信箱里去了，因为她只知道一个信箱代号。
王德基说，我父亲去了哪里我们全家都不知道，也再没见过他，他的名字也改了，叫王京。那时候我和父亲通信，他就是用的这个名字，所以我妈妈说，你爸爸调到信筒里了。
从杜布纳回国的还有周光召、何祚庥、吕敏等人。何祚庥说，1960年9月，钱三强去了莫斯科，作为中方学术的总代表参加杜布纳学术委员会。在钱三强来以前，我们已经多次谈到了中苏关系问题。苏方撤退了专家，看来中国缺人，我们在这搞点粒子物理又怎样呢，只不过是可以写点论文，但这点东西的用处离国家的建设还是比较远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