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 (原著小说)》第11章

消息会比任何消息跑得都快。而这样一个消息传出去，对701和阿炳是多么不幸和丢人现眼。我正是为了保全701和阿炳的荣誉，才斗胆藏起了阿炳的“遗书”。
但事后我左思右想，觉得这事情应该让组织知道，否则我无法替阿炳“雪恨”。要知道也很容易，只要把录音带交给钱院长听一听就行了。当然，为免于追究我的错误，我又编了个谎言，说是“刚刚才发现这盘录音带的”。就这样，首长成了第二个知道阿炳真实死因的知情人。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依然还听得见——仿佛犹在耳边——首长在听了阿炳留在录音带里的遗言后发出的咆哮声：
“叫他们给我滚蛋！两个都滚！现在就拨！马上通知他们，明天就给我滚！滚回老家去！如果让我再看到一眼，老子就毙了他们！”
我敢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战争年代，大家腰里都别着手枪，说不定两人身上早钻满了失控的子弹。但是现在不会，而且也不行。为什么？因为追悼会已经开过，阿炳的历史已经铸就，与其翻案，显然不如将错就错。这样问题又出来了，就是：既然阿炳是“不慎触电身亡”，我们又怎么能叫他妻子滚蛋？不可能的。我真的没想到，由于我对阿炳和701的私心，以致我们无法对该受罚的人严惩不贷。这似乎是对我不该有的私心的报复。
不过，这不包括药房的那个山东人，这个混蛋第二天就被我像条狗一样拉上汽车，丢在了火车站。因为要确保阿炳死的秘密，当时我们没有对他言明罪名，也不可能言明的。正因此，他在被我丢在火车站时似乎有些理直气壮地责问我凭什么开除他。我哪有心思跟他狗日的啰嗦？我二话不说，从卫兵腰里一把抽出手枪，推上子弹，指着他鼻子骂道：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再放一声屁，老子今天就毙了你！”
他狗日的完全给吓坏了，没敢放一个屁，就乖乖地滚蛋了。
陆家堰最好的儿媳妇
后面的事情还是有你想不到的。
是山东人滚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刚回家，林小芳便找到我，见面就“咚”地跪倒在我面前，哭哭啼啼地说了一些我想不到又不敢确信的事。她告诉我，阿炳是没有性能力的，他认为——“阿炳像个孩子一样地认为”，只要跟老婆睡在一张床上，抱抱她，亲亲她，自己就会做父亲，他妈妈就会抱孙子——
“你知道的，他是个孝子，他那么想要孩子就是想让他妈妈做个奶奶。一年后，他看我还没有怀孕，就觉得我有问题，经常对我发脾气，不跟我睡在一起，还几次说要休掉我，重新找一个女人。我害怕他抛弃我，被他抛弃了我还怎么在701活呢？怎么对得起701和我死去的哥哥，就这样，我……我……”
最后，她向我发誓说，从她知道自己怀孕后，就再也没有让那个山东人碰过一下。
不知为什么，虽然我相信她流的泪，包括她说的话，都可能是真的，但就是无法打动我，哪怕是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墙那边传来孩子恐惧的哭喊声，我厌倦地站起身，冷漠又粗暴地责令她离开我家。
第二天，有人看见林小芳抱着孩子离开了701，却没有人看见她再回来，也没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直到有年秋天，我去上海出差，顺便去陆家堰看望阿炳的母亲，才知道林小芳离开701后就来到陆家堰，一直和阿炳母亲生活在一起。奇怪的是，我没看见那个小孩，问林小芳，她也不告诉我具体情况，只是说他不配呆在这家里。从她说话的口气和做事看，她完全把这里当作了自己家，而阿炳母亲炫耀地说她是全陆家堰最好的儿媳妇，村里人都在夸她老人家福气好。
1983年，老人因糖尿病引发心脏衰竭去世。村里人说，在安葬老人后的当天，林小芳便离开了陆家堰，并且都说她是回了阿炳原来的部队。但我们知道，她并没有回来。她到底去了哪里？说真的，她的下落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开始有人说她是回了自己老家了，也有人说她是去了山东了。但是后来证实这些说法都属谣传，于是又冒出新的说法，有人说她离开陆家堰后就跳进了黄浦江，有人又说曾在上海街头见过她。
总之，关于她的下落问题，我感觉似乎比阿炳出奇的听力还要神秘和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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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看风者——有问题的天使
她是个天使，但并不完美。她是个有问题的天使。她就是701破译局欧洲处第五任处长黄依依。在701，有关黄依依的传闻并不比瞎子阿炳平淡，人们因着自己的好恶和见闻，以不同的感受向我讲述着同一个人的故事和传闻。他们的讲述是那么引人入胜，使我对这位破译局历史上惟一的女处长——黄处长——充满了写作冲动。但我一直不敢贸然下笔，因为一个对黄依依故事最知情的人，一个像讲阿炳故事的安院长一样的人物，我迟迟未能谋面，他其实就是瞎子阿炳故事中的钱院长。
钱院长是701历史上的第四任院长，且资格甚老，系701初创时著名的九位元老之一，曾有“九君子”之称。现在九君子大多已相继辞世，他是惟一在世的，已经八十好几。但身体似乎还好，跟我握手时，我感觉他手上的气力很充足，说话的声音也是有气有力的，只是浓重的湘西土语让我听来有些吃力。他于1985年离休，离休后一直生活在北方某偏僻小镇，那里既不是他的家乡，也不是他的工作地，只是他刚满周岁的小孙子胡乱确定的一个地方。据说，钱老这人颇为怪异，离休时面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不去，只要求组织上给他任意安排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生活。不管哪里，只要陌生！这可把组织上难住了，因为中国这么大，他陌生的地方多着呢，怎么来确定呢？最后，还是他自己做主，让只有周岁的小孙子在一幅中国地图上随便丢了枚硬币，硬币停落之处，便为他归宿之地。这有点宿命的意思。就这样，这些年来，他犹如一只失散的鸟，过着几乎与701人隔绝的生活，时间长了，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后来当然找到了，但可以想见，要想请他开口决非易事。无疑，当初他选择“失散”的目的本身大概就是为了免开尊口，所以我能理解。但我不能接受。最后，我以巨大的耐心和诚恳战胜了他的固执，不过不是全胜，只能算半胜。他同意跟我讲关于黄依依的故事，但同时要求我，是签字画押地要求，在本书中不能写他的故事。是有所指的故事。那故事，我在701已经有所耳闻，我相信如果写出来，也许是本书中的最好看的故事。现在，我跟他签字画押过，这故事成了我的禁忌，讳莫如深，在此不敢有半点涉及。连暗示也不敢。他还要求我，关于黄依依的故事，只能采用他的“说法”，不能加进任何他人提供的说法，包括档案资料。这也是签字画押过的。所以，现在我只能以他的口吻讲述本故事。
不过，说真的，他的讲述远没有我的乡党讲得好，也许是年纪大的缘故吧，讲得特别拉拉扯扯，我几乎花了多于对付阿炳故事一倍的精力，才勉强整理出下面这个“版本”，应该说，依然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没办法，因为我不能添加材料，不能变腔改调，只能删繁就简，和做些词语的调整而已。如此这般，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所长大人的怠慢
是1960年夏天的一个雨夜，我以杨小纲的名字，住进了位于北京海淀区南郊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招待所。大约是3个小时前，研究所王所长就接到科学院主要领导的一个重要电话，说的就是我即将“莅临”的事。领导对他说：“人一到你就通知我。”挂电话之前，领导又交代：他是个有特殊使命的人，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于是，所长一放下电话，便直奔招待所，守在招待所刚修缮一新的大厅里，诚惶诚恐地等我出现，不时还不顾雨淋，到楼外边向远处张望。可以说，他在心里是早把我盼望了又盼望，也许还用心推敲着“觐见”我时应有的辞令。但当我真正出现时，他却仅仅是多看了我几眼而已，没有上来招呼我，更没有“热情接待”我。
所长大人怠慢我的原因也许有两个，一是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个逃兵一样地冲进楼里，脸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显露出一种落魄和慌张；二是我在服务台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字：杨小纲。我注意到，开始所长大人对我的出现还是有点敏感的，我一进去，他始终用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