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18章

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五十年代两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人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在东欧，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切都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还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锺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他在文章结束处说：“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这场民族悲剧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延续二三十年！那句“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的结论性语句，从此几乎成为某些领导人的基本思维定势，也成为文化界人士头上的一道紧箍咒，使他们时时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谁也不敢预测什么时候又会突然来一场风暴。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全文如下：　
本报讯　记者毕全忠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9月5日在谈到武训这个有争议历史人物时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胡乔木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谈这个问题的。　
胡乔木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狂飚为谁从天落？（4）　
同一天，新华社以同样内容向全国发了通稿。电影《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话虽然说得平和委婉，字斟句酌，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一场大冤案！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凡是歪曲事实、不得人心的任何批判、任何决定，迟早总是要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鲁迅早就说过：“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延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自《武训传》批判起，从九天落下的狂飚，从此在中国知识界、文化人头上，时松时紧，时高时低，时密时疏，连绵不断，落了多少年，伤了多少人，谁能忘记？谁又能知道？　
走笔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作长篇讲话的最后场面，他又一次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忽然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攥紧的拳头，高声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见《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第3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会场上顿时响起长时间的春雷，人们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从内心涌出来的热泪淌满双颊。二十多年过去，斯人斯语，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怆然于怀。
迷茫烟雨入红楼（1）　
——1954年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4年秋天，本是一个金色季节。这年夏季，我们学习和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部宪法草案，在9月15日开幕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成为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根本大法。那天下午，我们齐集办公室，从收音机中聆听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大家心情特别激动，眼前一片光明。　
那时候，祖国建设事业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从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都取得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也先后顺利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在全国各地区多条战线蓬勃开展，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成为党的宣传部门和所有宣传单位（包括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的头等任务，当然也是我们每个编辑人员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　
10月中，就在这一片明艳的秋阳中，蓦然飘来一片阴霾，跟着就是一阵迷茫的烟雨。总编辑邓拓向文艺部（那时叫文艺组）负责人传达一项来自中央领导的指示，要在报纸上开展批判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尽快组织文章发表。总编辑亲自交待任务，我们都有点迷惑不解，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邓拓在一个月以前就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原来是两位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了两篇有关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批评他的一些观点，寄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没有被刊用，就寄到母校山东大学的刊物《文史哲》发表了。不知怎么引起中央领导人的注意，要求《人民日报》转载，邓拓为此亲自找李、蓝二位谈话，让他们作些修改后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来大约是文艺界有些负责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作为中央党报的《人民日报》刊发此类学术性较强的文章不合适，就决定由《文艺报》转载。此事引起毛泽东主席的不满，认为是不重视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邓拓要我们立即研究有关材料，特别是李希凡、蓝翎近来所发表批评俞平伯观点的文章。他还具体指示：在发表包括李、蓝二位和其他有关评论之前，先尽快发一篇表明报纸态度类似社论的文章，写这篇文章的任务，很快就落实到我的肩上，要我起草初稿。　
我毫无思想准备，顿时陷入沉重而迷茫的情绪中，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我忽然想起三年前那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势头好像有点相似，不过那《武训传》是部电影，放映后观众很多，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书有多少人看过呢？那几天传说纷纷，真相并不清楚。只听说江青到报社来传达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指示（此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立刻就严重而且变了质），说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这封信，直到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第二年，1967年5月27日，报纸上才公开发表了这封信《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的全文：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