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6章

宋褐蚁椭病！ ?br /> 魏忠贤窃国专权，遭到了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天启四年（162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揭露他犯有揽权营私、排斥异己、欺压百姓、草菅人命等24条大罪。疏中字字皆实，魏忠贤十分惶恐，跑到明熹宗面前痛哭流涕，请求辞职，而客氏在旁边巧妙地为他开脱。糊涂的明熹宗认为只有魏忠贤和客氏对己忠心耿耿，第二天传旨严厉斥责杨涟。魏忠贤从此更加猖狂，他与大学士顾秉谦等人狼狈为奸，大肆迫害东林党人，首先罢免了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佥都御史左光斗等数十人，不久又借故逮捕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六人，严刑拷打，使其惨死狱中。《明史？杨涟、左光斗等传》，卷244。
明朝政府至此陷入一片昏暗，魏忠贤大权独揽，上自内阁、六部，下至地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甘心受他摆布的宦官有王体乾、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30余人；文官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将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还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简言之，举朝官员慑服于魏忠贤的淫威，即甘当他的爪牙亦不以为耻。魏忠贤出行时，高车驷马，铙鼓鸣道，随从上万人，所过之处，文武百官们都要跪在道旁，高呼迎接“九千岁”。《明史？魏忠贤传》，卷305。
天鼓已鸣危机四伏的大明（3）
奸邪当道，社会危机必然加深。其明显的结果就是在抵御来自辽东的后金进攻中，明朝连吃败仗。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八旗兵攻占沈阳和辽阳，明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辽河以东大小70余城全部被后金占领。次年，努尔哈赤又率兵攻下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亲率十余万大军攻打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由于明宁前参政袁崇焕率军顽强抵抗，八旗兵损失惨重被迫撤回。这是明朝在辽东战场取得的第一次胜利，然而前线指挥官袁崇焕不过升为佥都御史，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竟受封肃宁伯。次年五月，新即位的皇太极再次率八旗兵进攻宁远、锦州，袁崇焕沉着应战，明军上下一心，使皇太极大挫而返，明朝称此役为“宁锦大捷”《明史？袁崇焕传》，卷259。事后论功封赏，明廷上下都把此功归于魏忠贤，文武加官晋爵者达数百人，连魏忠贤的重孙魏鹏翼都被封为安平伯，而袁崇焕只增一秩，很快又被罢官还乡。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病死于乾清宫，年23岁，临终前还嘱咐大臣们说魏忠贤“忠贞可计大事”《明史？熹宗本纪》，卷22。熹宗荒淫无子，遗诏以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嗣位，改明年为崇祯元年。
崇祯帝17岁登极，年轻气盛，很想有一番作为。刚一即位的确烧了“三把火”：第一，大刀阔斧处理了专权乱政的魏忠贤及其同党，为受其迫害的文武官员平反；第二，起用干练人才，如在辽东为抵御后金而立了大功的袁崇焕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不久具有先进爱国思想的徐光启也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参与机务；第三，勤于政事，提高效率，不时召集廷臣议政。《明史纪事本末》，卷72，“崇祯治乱”。短期内政局好转，给世人带来希望，特别是这位年轻有为的新君，接受父兄教训，不受小人蛊惑，尤为令人感动。一次崇祯帝在便殿阅视章奏，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令他心动，立即责问近侍味从何来，近侍回答称此是宫中旧方，他马上命令毁掉，不准进呈，并叹息：“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原来崇祯初立时，魏忠贤就想将其引向邪路，先是见皇帝勤于政事，急派小太监在殿角烧此香，使其欲心顿起，被发现，命去之。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故意向皇帝呈进最美的“国色”四人，崇祯欲阻止，恐怕生疑，就暂时留了下来，待入宫搜身，别无他物，只在带端佩一粒香丸，大如黍子，一触之，魂即为之所迷，号“迷魂香”，也被精明的崇祯帝发现并制止了。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闻香心动”。
因为崇祯帝有些作为胜于他的乃祖乃父及兄长，时人及后人有的便觉得明朝不该亡在他的任上，或对他成为亡国之君，不得善终，深为惋惜。可是历史没有按这些人的想法有所改变，难道不是正常的吗？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一下历史事实，完全可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明朝在崇祯帝时灭亡，绝非偶然，它也有无可辩驳的根据，即崇祯帝个人尚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和决策上的失误。《怀陵流寇始终录》载有吴殳撰写的《流贼亡明节目》，就崇祯一朝从开始到灭亡，以及在处置农民起义问题上的失误，罗列出了“四十三失”，更有“四失”不在其中。从内容上看，“四十三失”基本上是指诸臣之失，而另外的“四失”似乎皆为崇祯帝之失，如“好从也，恶出也，自圣也，欲速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首1~6页。其实综合观之，都和最高统治者皇帝大有关系。明之亡，崇祯帝难辞其咎。向来流传一个说法，谓明之亡，与皇帝无关，“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之说，实不能成立，何况此说原本出于崇祯帝自己之口。不但他自缢之前仍坚持“皆诸臣之误朕”，即他登极之后，很快就把一些决策失误推到臣下头上。他的“自圣”达于极点。历史上评论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明史？流贼传》，卷309。在这位专制的封建君主那里，他曾经一度反对过的弊政，在他那里没过多久忽而又重新出现。有人曾指出：
思宗（崇祯帝）诛锄魏党之后，君明而将相无才，御寇无术。兼以贪懦成风，诞谩相习，封疆之外，以欺罔为故套；朝端之上，以调停为忠厚。赋敛屡加，黔黎涂炭，上下相蒙，养成顽钝之世界。以致烽烟万里，闾里一空，天下事尚可言哉！《甲申朝事小纪》上册，2~3页。
在与后金的争战上，崇祯帝也表现出绝非清太宗皇太极的对手。明显的失误是上当受骗，冤杀袁崇焕。在明末的将领中，袁崇焕是有胆有识的军事家与战略家，“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广宁失守后，熊廷弼、王化贞从前线逃归，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畏首畏尾，袁崇焕独“攘臂请行”，监军山海。他被任命为宁前兵备佥事，在大学士、经略孙承宗的支持下，袁崇焕到宁远，“内附军民，外饬边备”，把宁远城变成了关外重镇，“商贾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进一步收复已放弃的锦州、右屯等地，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城，构筑了一道坚固的辽西防线。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关外明军两次挫败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太宗皇太极的进攻，粉碎了八旗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袁崇焕在明朝危难之际，创造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奇迹，却因不阿附阉党魏忠贤，而被诬指“不救锦州为暮气”，先是论功行赏仅增一秩，随后又被罢官。崇祯即位，袁崇焕此冤得以昭雪，被起用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赐尚方剑，很受重视。袁崇焕踌躇满志入都奏陈兵事，新君召见平台，问他战守方略，提出“计五年，全辽可复”，又回答：“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以上所引，均见《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就当时明与后金的斗争来看，袁氏的策略无甚不妥，且有新意，因已向皇帝奏报过，当然君臣两相知，没有秘密。岂料袁崇焕在实际行动中引起了麻烦，已同意和议的崇祯帝来个180度大转弯，变成坚决反对和议的了。崇祯二年（1629年）冬天，皇太极率八旗兵取道蒙古，由喜峰口长城入关，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祖大寿从山海关驰援。皇太极施反间计，谓与袁崇焕有密约，故意泄露给俘虏的明朝太监，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劲敌袁崇焕。这件事暴露了崇祯帝的轻信和寡谋，急躁与无知，试想一下，像袁崇焕这样的高级将领怎能无缘无故地倒向被他打败的对手，皇太极又何必千里迢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