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70章

阿虹已宣布了演讲的题目：“翻译即叛徒”。这是一个精彩的题目；但想到他已经确立了作为一个翻译家的地位，这题目也许是个小小的讽刺吧。赵太太，但愿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来分享将要倾泻在他身上的荣耀。这也就是我要催促你早点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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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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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C．Y．吴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于柏溪　
吴景荣写这封信给杨苡时，正当他专教聂华苓那一班（外文系一年级下学期）英文。他对学生非常严格，要求高，每星期必须写作文一篇，要写得长长的，他仔细批阅。课外他还请人作文学专题报告。我记得吕天石先生讲过一次关于哈代，因为那时吕先生还在翻译哈代的《苔丝姑娘》；张健漫谈斯威夫特和《格利佛游记》，都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吴景荣在这封信中称我“阿虹”，这是我的小名（也是以前用过的笔名；我家里人和几个老朋友常叫我“阿虹”）。裘连·张就是张健。那时我们三人都住在第五宿舍里，是天天见面聊天的。这封信居然保存到今天，真是难得，从中可以具体地了解五十多年前同事之间真挚交情和生活情趣。景荣兄于一九九四年八月以八十岁高龄去世了。如今我重读此信，追忆旧事情景，无限喟叹，也对他深切地怀念。　
那时我们每人都担任三班英文课，每周上课九小时，课文总是细细讲解，两周或三周作文一次，也够忙碌的。范先生非常重视各系科的基础英语教学，认为这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决不可或缺的课程，而且他十分强调必须认真研读现代英美优秀散文，走循循善诱、熟读深思、潜移默化的路子。他主张一开始就应该千方百计培养学生的语言习惯和语言感觉，即德国人所谓“Sprachgefuel“。他坚决反对结合某个系的专业来学习英文，比如数理化英语、工科英语等。关于这点直到晚年范先生都没有改变，始终坚持，曾同我谈过几次。正因为这样，所以一九四四年春开始，范先生就亲自指导我们重编英文教材，每篇课文有详细注释，编成三本书，叫做”FreshmanEnglishProse”；入选的都是现代英美散文名家，随笔、小品或者短篇小说等的作者，如第一册中A。Clutton—Brock的《战前星期天》（SundayBeforetheWar）、WilliamH。Hudson的《捉鸽子》（CatchingDoves）、RobertLynd的《害羞的父亲们》（ShyFathers）；第二册中MaxBeerbohm的《送行》（SeeingPeopleOff）、E。Hemingway的《雨中的猫》（CatintheRain）、K。Mansfield的《苹果树》（TheAppleTree）；第三册中J。B。Priestly的《初雪》（FirstSnow）、W。S。Maugham的《哲学家》（ThePhilosopher）、T。H。Huxley的《自传》（Autobiography）等。后来在吕先生具体主持下，我们密切合作，分配了任务：朱文振和张健编第一册，吴景荣和我编第二册，吕天石和高殿森编第三册。这套教材编成后范先生很满意，就由当时沙坪坝一家正风出版社印行，不但中大每年用，其他几个大学也采用了，很受欢迎。直到抗战胜利复员后一九四八年还出了第四版。直到现在我保存着这三册书，作为珍念。　
范先生每个月至少到柏溪一次看望我们，十分关心大家的生活和工作，相聚一起，随意谈天，细致了解学生学习情况；遇到什么问题时，总虚心征求意见，提出改进的办法。他时常鼓励我们在教好书外，多开展些学术活动，多搞出些东西。一九四三年初，设立在沙坪坝的“时与潮”社创办了一个大型月刊《时与潮文艺》，请外文系教授孙晋三先生任主编，孙先生便约请外文系教师多帮助，写东西。范先生在这个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我记得最清楚的有《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和《里顿·斯特莱契和他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两篇洋洋洒洒的大作。这两篇东西给我的印象深极了，直到如今我仍然可以体会得到当初细读时的激动心情。我第一次拜读范先生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文章，就被他的深入仔细的分析，实事求是的论述，精辟的见解，踏实老练而又生动有味的文采所吸引住了。后来在解放后，我拜读了范先生发表在《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上的《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英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威廉·布莱克》、《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等等，以及范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一篇用英文写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文章《中国园林与英国的艺术风尚》（TheChineseGardenandtheTidesofEnglishTaste，发表于比较文学英文本“Cowrie”第二期上），范先生著作的特色都仿佛一道亮光似的闪现着。为了说明这点，在这里不妨抄录范先生《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一文中两段作为例证：　
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是欧洲第一部“近代的”传记。我们特别着重“近代的”三个字，因为与传统的传记是不同的。暂且撇开传记的结构不谈，先谈传记的目的。就目的而言，近代的传记与传统的传记有一个最显著的区别。传统的传记，目的在于颂扬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至于近代的传记，目的不在颂扬任何人，而在表达人生，表达特定环境里的人生。传统传记有三大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近代的传记，就事叙事，实事求是，无论英雄或常人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一般地说，传统的传记近于“行状”，“荣哀录”，是理想的，近代的传记是写实的。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不是没有理想化的地方——约翰逊不是他的英雄吗？——但大体上是写实的。他是欧洲近代传记的鼻祖。　
约翰逊是英国十八世纪的怪杰。鲍士韦尔对于这位怪杰之“怪”，一点也不掩饰。十八世纪欧洲最讲究“雅”，而约翰逊的容貌、举止、谈吐，并不很雅。当时有人说他是一只狮子，又说他是熊。……约翰逊晚年常在史莱尔夫人那里闲聊天。有一天，有人提议把在场的每个人比一只走兽，比一盆菜。大家认为约翰逊是一只象，一盆鹿腿。为什么他是一盆鹿腿，许多人不很明白，但大家承认他真是一只象——一个庞然大物，有时把鼻子扫来扫去，引得孩子们发急。在这些地方，鲍士韦尔总是和盘托出，“吾无所隐”。一般人所知道的约翰逊，——中等身材，满脸瘢疤，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这些都是从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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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蕻：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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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先生介绍斯特莱契（Strachey）的《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Victoria）一文里，也有不少精彩的笔墨。我以为这都是范先生的典型风格。如果说西方现代杰出的传记家斯特莱契把维多利亚女王写活了，那么范先生这篇文章也把斯特莱契这部著名传记介绍得活了。我以前反复读过范先生这些著作，深受教益，确是大手笔的产物。甚至于范先生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出版的《英语学习讲座》一书也写得深入浅出，文章如行云流水，生动活泼，而又朴素精练，富于韵味，比如这一段话：　
语言的感觉，虽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养成的，但也并不是高不可攀，只要你有那细磨细琢的精神。有人说，学外语须有四到：眼到、耳到、口到、手到。眼到是看，耳到是听，口到是说，手到是写。但是这四到之外，还必须有心到。心到是体会。这体会如酌酒，如品茗，如母牛反刍，富有艺术的意味。学习外语，要能体会，才有乐趣。　
在这里，我顺便对今天在校的外国语言学院各专业的年轻同学们说一下，我们应该向前辈范先生学习，不但要努力把外语学好，牢牢掌握，运用自如，而且还必须努力学好中文，勤读现代和古典优秀文学作品，要能使用漂亮的现代汉语写作，能写好文章。　
一九四四年，范先生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到牛津大学讲学期间，更进一步探讨中英文化关系，更全面深入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他在《英国语文学评论》（ReviewofEnglishStudies）等刊物上发表了好些论文，如《威廉·琼斯的中国研究》（SirWilliamJones’ChineseStudies）等，在英国文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于这些方面，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范先生从三十年代起直到他晚年所作出的贡献，在上面所提及的解楚兰那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