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28章

使惠子，在电话中对他说出“他们知道你去过东京，找过他们”这样的话来。这就足以证明：事情是出于他的东京之行，是他在活动过程中，什么事情有失检点，譬如住店，打电话，到军报道部等等，被警视厅抓住了把柄，才惹出麻烦来的。这就好，这只是我个人问题，只要与上海组织无牵连，我个人的事，他们什么也不会得到的！想到这里，他顿觉如释重负，一身轻松。接着他需要考虑的是：这两个东京警视厅派来的‘特高，到底是什么货色？找他到底为的是哪桩？
他紧闭双眼，又沉思起来。。
小汽车开到了四川路桥北堍，没有驶进宪兵队，而是七转八拐地向外白渡桥方向驶去，忽然在一座楼房前停下了。一个“特高”先下了车，站在车旁，“扶”他下了车，他抬头看，认出这里是日本领事馆海军武官府的大院，他多次到这里来过。他被引进院东南角平房里。房间很小，有股潮湿的霉气味，有张桌子和新铺设的床位，有两把新油漆过的椅子。整个布置不伦不类。“请在这休息一下。”两个“特高”警察说罢，便匆匆地走了。中西功站在门口外望。院里很安静，没人活动。过了片刻，两个“特高”警察又回来了。其中一个在床边坐下，另一个拉把椅子送到中西功面前，客气他说：“请坐，”然后他在另把椅子上坐下。中西功在他对面坐下。“中西功先生，”一个“特高”警察向他点头说：“咱们先认识一下吧，我们是东京警视厅来的，我叫野村，他叫松本。我想，您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中西功微笑道：“恰恰相反，我正要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野村和坐在床上的松本交换了一下限色，两人沉默了一阵，坐在床上的松本道：“中西功先生，您和一般国民不同，就是现在，我们对您也很尊敬，希望您不要给任何人制造麻烦。包括我们，包括您自己。您当然明白，我们不会无缘无故从东京跑到这里来见您。”
“我和你们两位素不相识，”中西功刚说出一句，松本便笑着打断他的话：“啊，先生，这些虚伪的过程，让我们免去吧，我们很累。”
“你们要我干什么？”中西功不解地问。松本惋惜地叹口气：“先生，我想您比我们更明白。”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中西功十分坦然地说。“好吧，我们还有事，下一次再谈吧。”松本遗憾地叹了口气，又和野村交流了一下眼色，随即和野村一起走出门，经过院子到主楼里去了。
中西功有点暗自高兴，看来，这两个“特高”警察，是差来逮捕他的。从他们这简单的行动和急切的谈话分析，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捕到了他一个人。
他们急切地想要中西功与他们“合作”。很好，所有同志们都可以趁此时间转移。问题在怎样把消息报告他们，如果现在见到一个熟人，他就会巧妙的利用他。他又起身向门外望。来了一个陆战队的兵，给他送来咖啡和点心，不声不响，放在桌上便退出门去了。“好的。”中西功心里自言自语：“在这里和他们打持久战，等待机会。”中西功在日本上海领事馆海军武官府同松本和野村整整“恳谈”了三天。
他揣摩这两个“特高”，定是奉有对他要敬之以礼，动之以情的命令。否则，他们不会对他表现得如此谦卑。有时，中西功几乎是用语言游戏取笑他们，而他们也忍气吞声地和他继续“恳谈”。
“中西功先生，白白耽误时间，对你没有好处，其实，你的那些同志，早和我们合作了。”
“是吗？我没有这样的同志。”
“那就是说，你有不与我们合作的同志？”
“也没有，你们想想看，我一个日本人，来到中国，和你们一样是侵略者，在这里除了‘满铁’的人，谁肯把我当同志？”
“那么，在‘满铁’以内，有你的同志了？”
“你们应该知道‘满铁’是什么机关吧？我再说一遍，你们回去吧，我可以托‘满铁，办事处最高负责人向你们担保，我任何时候都不离开‘满铁’，一旦你们调查清楚，大家冰释言欢，我都不会责怪你们。你们两位也是奉命差遣，这次我们互相认识了，以后见面是朋友。”
松本和野村气得脸色煞白透青。一个说：“中西功先生，你太欺人了。”另一个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走了。当天夜里，他们把中西功送到领事馆的拘留所。走过灯光昏暗的过道，两个警官把他送进一个拘禁室里，“哐啷”一声锁上了铁门。
拘禁室黑黝黝的，看守在门外走走停停，四周没有一点声音。中西功看他的监房里，地板上睡着四个人，他在南角空地上坐下去。由于被摘去了眼镜，看不清那四个人的面孔。躺在他脚边的那个人，好像体格相当粗壮，大概不到50　岁，头发很长，胡须至少有两个月没有修剪了，那个人睁着眼在看中西功，嘴上有微笑的深深皱纹，向他表示友好。
“躺下！”看守在铁门外吼了一声。中西功依墙偎偎身躺下了。他旁边的那个人挪了挪身子，给他宽一点地方，现在看来，那人的胡子、头发更长了。看守走去后，那个人轻声问他：“什么罪？”
“我没有罪。”中西功颇自傲。
“没有罪怎么关到这里来？”那人怀疑地侧起身。
“我不知道，你是中国人？”
“是。为什么捕你？你是中国人吗？”
“不，我是日本人。”“
日本人？没有重罪不会捕你。”
“也许，因为我不赞成侵华战争。”
“有违犯法令的行动？”
中西功犹豫了一下：“没有，也许我不知不觉中帮助了你们。”
“偷卖武器？”
“不。”
“卖军事秘密？”
“不。”
“那么，你怎样帮助我们？”
“研究日本。”那人莫名其妙：“日本人研究日本，不是和中国人研究中国一样吗？和帮助我们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闹不清为什么捕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任得山，台湾人，你呢？”
“我叫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你是台湾人，会讲日语吗？”
“会的，我还会说朝鲜话，你的中国话讲得不错。”
“你为什么被捕？”
“我是重庆方面的。”
“担任什么职务？”
“在香港，侦察日军的动向。”
“噢，你在台湾住在哪里？”
“我家在重庆，有两个孩子。”
“你从事上层活动？”
“也可以这么定罪，是广州领事馆逮捕的我。其实我没向重庆发什么重要消息。不过我的身份，日本方面已经知道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妻子正在活动。大概可以离开这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
“你没审判就送这里来，一定有重罪，不跟他们合作，恐怕不会活着出去了。”
“死活我无所谓。”
“不必逞好汉，不会轻易把日本人送到这里来，你不说，我也猜出你和哪方面有关系了。没意思，我出去以后，还卖我的自来水笔去。”
“。。你回重庆吗？”
“不会被允许的，大概可以在上海租界住。”
“在租界？”
“我妻子正在和他们谈判。”
“我可以托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刹那间，他的思想像快速滚动的车轮撞到了巨石前，突然停止了，如果向这个台湾人任得山和盘托出拜托他去办的事情的全部内容，必须先确认他的可靠性。他是重庆方面的人。有关重庆方面和日本的秘密往来，几年来，他听到过一些。没听说有任得山这么个人，那么，充其量，他不过是个潜伏于香港的中下层人物，发送一点香港日军动态的消息，或者兼顾一点经济动态之类的情报，再联络几个英国方面的人物——这一点，又好像不大可能。这样一个中国人，如果从抵抗日本侵略这个基本点考虑，应该能从他身上找到感情的共同点。也就是说，他是可以争取的，在国共合作虽危机四伏、经常闹磨擦，但还没彻底决裂的今天，这种中下层人物，民族大义多有尚未混灭者，在万分紧要关头，求其一助，也未尝不可。然而，重庆方面的人，又常是些面目不清，令人捉摸不定的人物。如果把全部内容都告诉他，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他所要拜托于他的正是日本方面求之不得的情报啊。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这个意外的机会。他决定，从最基础的谈话入手，争取这个重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