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129章


“理由是:子,总裁既已引退,即为平民,决不能恢复已放弃之职位;丑,仁之代理,非代理总裁个人,乃代理总统之职位;寅,依照宪法,缺位为死亡,总裁非死亡,亦非因故不能行使职权,第49条全不适用,故用代理字样;卯,代总统引退,则由行政院长代理,3个月后另选,不能由前任总统复职。乙、总裁派俞大维来美,要求动用经援余款9000万美元,甘介侯已函杜鲁门、艾奇逊,请将该款分用于海南、台湾两地,因该款明年2月不用即作废,故不反对。”
1950年2月1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明确提出:
“同人等认为总统及统帅之职权不可再虚悬,政府更不能处于危疑奠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开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祷。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难危,群情殷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李宗仁于接电后14日复电:
“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遽作长途旅行。”
李宗仁的电报显然是推托之辞,他心里明白,他无论赴不赴台,是不能阻挡蒋介石复职的。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解释自己的此种举动:“蒋先生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我之所以要通电斥责,原因是作为代总统身份,我至少应作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蒋介石却不把李宗仁的“法统”之辩放在眼里。他称自己恢复“总统”职务乃是由于“国民大会代表的建议”,加上“多方面的肯切要求”,是“顺应群情”。
然而,蒋介石自己知道,在大陆选出的“国大”代表1300余人,如今有的已经成为北京新政协的代表,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则不知逃向何处,随蒋介石到台湾的,远不是法定人数。
他推出“国民大会代表的建议”作为复职的依据,并不能使他的“总统”有更多的合法性。
其实,合法不合法,又奈蒋介石如何,法就是蒋家定的,天下也是蒋家的,信手拈来,想坐就坐,坐烦了就“引退”,何况,蒋介石的三次“引退”,都是被迫不得已,实际上又引而未退,想复出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蒋介石复出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门户。
蒋介石早想好了,台湾,还是要由蒋家来“经营”,自己虽年过六旬,尚余勇可贾,但将来有一天,会把“宝座”让给亲生儿子蒋经国。
但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蒋经国资历尚浅,国民党内部有一部分人不买他的账,如果眼下就把蒋经国摆在太显眼的位置,那就会弄出“蜀中无大将”的寒酸相,影响不太好。
因此,必须另外物色人选,要物色的人必须对老蒋、小蒋均忠诚不二,能够帮着老蒋支撑眼前的局面,又能保证小蒋的地位稳步上升。
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孔祥熙、宋子文远走高飞了,陈果夫重病在身,陈立夫又不能用,衡量来衡量去,只有陈诚最合适。蒋介石在下野前,就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当蒋介石感到下野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便突然发表此项任命,而前任“省主席”魏道明事先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人台北,并于1949年1月5日就职。
李宗仁曾就此感慨地说:“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布置的周密。”
陈诚不仅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与蒋经国、蒋夫人关系也一非同寻常。陈诚的妻子谭祥是曾当过国府主席,素有“药中甘草”之称的谭延辏У呐?br /> 陈、谭二人结为连理,是蒋夫人亲手作媒撮合而成,谭祥并认宋美龄为干妈,从这层关系上看,陈诚也是自家人,所以,台湾的“行政院长”一职,自然非陈诚莫属了。
之后,蒋介石又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
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
吴国桢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一向推崇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套政治,有“民主先生”之称,深受美国欣赏。
孙立人也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在军中一副美国式作风,也很讨华盛顿喜欢。
蒋介石所以重用这两个人,自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才干,而是向美国人作出姿态,改变自己独裁者的形象,使外界认为自己有决心打破门第观念,不再任人为亲。
“海军总司令”由桂永清担任。
周至柔任“空军总司令”兼“参谋总长”。
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元老,则纷纷被打入冷宫。
白崇禧挂了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空名,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
白崇禧和薛岳两家,都曾被蒋经国派人检查过,连地板都被挖开搜查一遍,名义说是对所有人都搜查,实际上只有白、薛两家如此。
白崇禧活得极为可怜。当“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时,白崇禧也故意高举赞成罢免的票,以明心迹。每逢当局攻击李宗仁时,白崇禧毫无例外地随声附和,发表一通攻击李的言论。
何应钦当时也挂了一个空有其名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牌子。
何应钦感到大势已去,因此,处处做出一副绝意于政坛的样子,自称是除了“三打”之外,什么也不打了,一打桥牌,二打猎,三打球。
阎锡山当了“国防部长”,却有职无权,后改为“总统府资政”。
顾祝同、汤恩伯,这些在大陆的“天之骄子”,追随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统统靠边站。
风雨飘摇的局势初步稳定以后,政治的焦点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
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宣布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开始了旨在重新分配上层统治权力,重建国民党组织的“改造运动”。
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对2000多名中高级干部,发表了演讲。
演讲要点是:
一、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
二、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国民党;
三、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在蒋介石演讲时,在座的国民党干部,还有不少人真动了感情,有的甚至落下泪来。
20多年来,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大独裁者,什么时候说过如此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话?堂堂的蒋先生,什么时候承认过自己曾有错,并为之痛定思痛?
“西安事变”张杨兵谏,不曾使蒋承认有错;三次“下野”,多次政治风波,不曾使蒋承认有错。现在,蒋介石一股脑地把失去大陆的责任推给李宗仁,归根为“李氏贪权误国”,但也不得不婉转地承认,他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蒋介石强调,改造中国国民党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国民党必须从痛苦的经验中寻找教训,以沉重的心情赎罪。
在消极方面,要检讨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
一、要把失败主义毒素彻底肃清。
二、要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切悔改;
三、要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彻底铲除。
在积极方面,首先要确定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向。
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于1950年8月5日正式宣布成立。
9月1日宣布《本党改造纲要》作为推行改造的根本方针。《纲要》首先宣称,改造的目标,是要确定中国国民党是“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以民主集权制为党的组织原则”的“革命民主政党”。
改造运动“以实现主义、尊重组织、坚持政策、深人民众、讲求效率、精诚团结”为整顿作风的准则,“以原则领导、一元领导、民主领导”作为推动工作,发展组织,执行政策的方针。
在这个总目标的基础上,又相继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针和‘’中国国民党现阶段政治主张”。
8月,蒋介石发表《本党今后努力的方针》,指出:
国民党今后努力的目标,是建设新“国家”,要从每一个党员内心改革起,做到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都在三民主义最高指导原则之下。逐步改革,以建立“主权独立,人民自由,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国家。
而努力的大原则,则是改正旧缺点,“以思想结合同志,排除派系观念,以政策指导行动,铲除官僚作风;以工作考核党员,打倒地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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