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 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第22章

我们出了办公室，斯蒂芬抢过我的包。“我们走吧。十点半的车票，但早点走也好。”
我注意到教授和父亲安排好了每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回家后自己还会被套上怎样的锁链。不管怎样，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斯蒂芬？”我试探着。
“噢，叫我巴利吧，”他笑着说。“每个人都那样叫我，我都习惯了。听到有人叫我真名我反而觉得别扭得很。”
“好的。”
他的笑今天依然动人——非常容易打动人。
“巴利，我——我们走之前能请你帮个忙吗？”
他点头。
“我想再去一下拉德克利夫楼，它太美了，我——我还想看看那里的吸血鬼藏书呢。我还没好好看过呢。”
他抱怨：“我知道你喜欢那些恐怖的东西，这好像是你们家的传统埃”
“我知道。”我觉得自己的脸红了。
“那好吧。我们快快浏览一下，一定得快才行。要是我们误了火车，詹姆斯教授会用棍子扎我心脏的。”
拉德克利夫楼早上很安静，才几个小时前，父亲还坐在这里，眼里透出那种奇怪而遥远的目光，而现在我都不知道他身在何处。
我记得他放书的架子，我们说话的时候他顺手把书放回架上的。应该是放在装头盖骨的盒子的下面，左边。我在架子上逐个看过去。书应该在的位置现在空了。我呆住了：父亲是绝对不会偷书的。会是谁拿了呢？但过了一会儿，我在前面一巴掌远的地方看到了那本书。
肯定是我们走后有人来动过。是父亲又回来看过，还是别人把它拿下来过？
我怀疑地看了看玻璃盒里的头盖骨，它以解剖学的目光漠然地看着我。然后，我非常小心地把书拿下来——骨色的封皮，上面还悬着一根黑色的缎带。我把它放在桌上，翻到书名页：《中世纪的吸血鬼》，德·黑杜克男爵著，布加勒斯特，一八八六年。
“也有传说这样提到……”我读着，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也有传说这样提到德拉库拉，他是所有吸血鬼中地位最高的，也是最危险的，他不是在瓦拉几亚而是在东比利牛斯山圣马太修道院获得了他的魔力。这是一座建于公元一千年的本笃会修道院。据说德拉库拉每隔十六年要去修道院一次，旧地重游，重新充电，好让他继续具有不死的魔力。根据十七世纪普罗旺斯的皮埃尔修士推测，德拉库拉是在五月份月亮半圆的时候造访圣马太。”
“现在月亮是什么形状？”我惊问，但巴利也不知道。
“稀奇古怪的东西，”巴利说。“你们家就喜欢读这种东西吗？你想听听塞浦路斯吸血鬼的故事吗？”
书里的其他内容好像和我的目的没有关系。巴利又看表，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些诱人的书本。
在火车上，巴利给我讲他那些同学的趣事，我们坐到里面的塑料椅上避风。
“我晚上没睡好，”巴利告诉我，然后埋头睡着了。
我们到家时克莱太太果然在。我想马上去洗劫我父亲的密室。晚点我再想办法对付克莱太太和巴利。现在我要找到一样东西，它肯定藏在那里。
我像盗贼一样进来了，关上门，打开他的抽屉，可怕的感觉，我把文件夹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搜索每一个抽屉，一边看一边小心翼翼地物归原处。
终于，我的手触到了一个封了口的袋子。
我大胆地打开，看了几行字，是写给我的，警告我只有父亲意外身亡或者长期失踪了才可以打开这些。
袋子里都是信，每一封都是写给我的，就是家里的地址。好像他觉得自己会从别的什么地方一次给我寄其中的一封似的。
我把它们按顺序放好——这个我不用学就会——然后小心地打开第一封。
这是六个月前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更像是从心底发出的一声呼喊，而不是木讷的文字。
“我亲爱的女儿”——他的笔迹在我眼前颤抖——“请原谅，在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出发去找你母亲了。”
第二十五章
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站我已经非常熟悉——我数十次路过这里，但从来不是一个人。这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完全的自由。我把厨房里的零钱搜刮一空，来充实我的钱包。既然做了一件坏事，再做二十件也无妨。我还偷了其他的东西。我从客厅里拿走了一把银刀。我不知道这小小的刀刃如何能防身，但有它在包里，我稍感心安。
我找到一个安静的包厢，把过道一边的窗帘拉下来，希望没人和我坐在一起。可过了一会儿，一个穿蓝色大衣、戴蓝色帽子的中年妇女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叠荷兰语杂志，她朝我笑笑，坐了下来。我坐在舒适的一角，又一次打开父亲的第一封信。开头的几句话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我记得那模样惊人的词语、令人吃惊的地点和时间、坚定而急切的笔迹。
“我亲爱的女儿：
“请原谅，在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出发去找你母亲了。多年以来，我相信她已经死了，可现在我不太肯定。
“在最近这几个月里，我想尽我所能，一点一点告诉你我的过去，以此来改正自己的缺点。虽然你母亲是猛然闯入我的生活中的，但我还是打算慢慢把她带入故事中。现在我害怕自己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应该知道和继承的一切，有人就会逼迫我沉默——就是我无法再说下去——或者我自己甘愿沉默。
“我已经讲过你出生前我的研究生生活，也说了我的导师向我作了坦白后便离奇失踪。我也告诉过你我遇到一个叫海伦的姑娘，她和我一样对寻找罗西教授很感兴趣，也许比我更有兴趣。每每我能平静下来时，我总试图继续讲下去，但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开始把剩下的故事写下来，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如果现在你只能读我写的东西，而不是在陡峭的巅峰或平静的广场，在某个安全的港湾或某张舒适的咖啡桌听我把故事讲完，那么错将在我，是我说的不够及时或没有早些告诉你。
“为什么我没有一口气把这一历史都告诉你，一次就克服它，完全说出来呢？答案还是在于我的弱点。其实，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完全简化为单单几个事实呢？所以，我一次讲一段故事。我还得冒险猜测，当这些信到你手里时，我应该已经告诉了你多少。”
我父亲的猜测不太准确。他讲故事的节奏快了一点点。
让我伤心的是，我也许永远不知道，在海伦·罗西出乎意料地决定和他一道去寻找罗西教授那一刻，他是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他们从新英格兰到伊斯坦布尔一路上的趣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对付那么多的表格，怎么跨过政治的隔阂，办理签证和通过海关的？父亲的父母是善良而理性的波士顿人，他是不是为自己突然决定去旅行而对他们撒了无伤大雅的谎？他是按计划和海伦马上去纽约了吗？他们在旅馆里睡在同一个房间吗？我年轻的心灵忍不住在构想这些谜，但又解不开。最后我只能把他们当作青春剧中的两个角色，海伦小心谨慎地伸展四肢，睡在双人床上，而我父亲则可怜兮兮地缩在靠背椅上，除了鞋，什么都没脱。窗外，时代广场的灯光色迷迷地闪烁着。
“罗西失踪六天后，一个雾气弥漫的夜晚，我们从艾德威尔德机场飞往伊斯坦布尔，在法兰克福转机。第二天早上，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我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有些大惊小怪的样子，海伦在我身边笑了起来，‘欢迎来到大世界，美国佬，’她说着，笑了。这是真正的笑容。
“海伦也从未到过这里，她安静而专注地端详一切。在出租车上，她只有一次转过身来，对我说，看到奥斯曼帝国的源泉——她用了这个词——感觉真怪。奥斯曼帝国在她的祖国留下了许多痕迹。
“我思忖，海伦喜欢跑腿，干嘛不投其所好呢？我俩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那就是我来付账。我从国内的银行里取出为数不多的全部积蓄。哪怕我失败，罗西也值得我竭尽全力。哪怕最终失败，我也不过是一文不名地打道回府。我知道海伦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很可能一无所有，难以谋生。我已经发现，她似乎只有两件套装，要靠变换剪裁老旧的衬衫来换着穿，‘是的，我们住两个隔壁的单间，’她告诉女房东，一个面容端庄的亚美尼亚老太太，‘我哥哥——哥哥——打呼噜打得厉害。’‘打呼噜？’我在长沙发上问道。
“‘就是打呼噜，’她伶牙俐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