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第25章

了，而不是下降了，这种反损害能力正是意义重大的新生事物。　
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的规定：“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务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并追埋银一十两（引者注：不到两千元人民币）。”（明）刑部官员雷梦麟《读律琐言》解释此条，特别强调说：“官吏公使人等，追征钱粮，勾摄公事，追捕罪人，因而威逼人致死者，官司所行皆是正法，彼自轻生耳，又何罪焉？”可见，当年追征钱粮者的合法伤害权更大，逼死了人竟是白死，连一个对官吏的处分都换不来。当年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如今官员是百姓的公仆。父让子死，子不敢不死；公仆让主人死，总应该遇到一些麻烦。这一点差别或许有助于解释班房与小黑屋的不同。班房不怕被押者死亡，小黑屋冻死人却要赔钱，因此其长期关押的人数和死亡数字便大大下降。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总之，真正能阻止一些官吏成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级，也不是良心。把上级和良心糊弄好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分配损害，换句话说，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损害的人。所谓惹不起，就是损害他们的风险很大，我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损害。所谓惹得起，就是损害他们是件有赚头的事。一盘散沙般的农民没权没势，告状既费钱又费力，还没有必胜的把握。正如《老残游记》中的老董所说：“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倘若是上控，照例仍旧发回来审问，再落在他手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　
反过来说，如果上告既简单又省事，还很公正有效，民家就不必忍气吞声了，官家也就惹不起民家了。　
即使在明清时代，即使在告状等于白告的时候，官吏对百姓的侵犯仍是有底线的。《大明律·兵律·军政·激变良民》条的规定，“凡牧民之官，失于抚字，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这里的激变良民就是底线。当然，官吏们也可以对症下药，一边照旧欺负他们，一边将反叛扼杀在萌芽状态，防止他们私下串通聚众结党，建立非法组织等等。这些工作做好了，便可以进一步压低底线的位置。　
无论如何，一步又一步的压缩总要导致风险递增。随着对民间权利边界的更深的侵入，民间的不公平感便积蓄起来，反弹或反抗的力量也积蓄起来。一旦找到一个相对薄弱的突破口，或者，虽然没有找到突破口，却像陈胜吴广一样走到了绝境，像李自成一样被“灰枷”（半正式的刑具）枷到没法活的程度，整个天下，无论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便要共同承担更大的损害了。正因为担心这种情景，中国古代的正式法规对百姓的权利边界并不敢压缩太甚，奈何正式界碑后边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乌合之众。　
最后，在说够了灰色的牢房和规矩之后，我抄录几条中外正式法规作为一个光明的尾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这是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临时约法》，这部推翻帝制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1912年3月12日，《临时约法》公布的第二天，当时的革命家、从英国学习法律归来的著名报人章士钊撰文质疑：“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　
章士钊由此谈到了英国，他说滥用权力的欲望，中国人外国人都是有的，但是英国人发明了一种保障自由之法：“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ofhabeas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之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　
2001年12月19日　
庶人用暗器　
《诗经·齐风·甫田》描述了公田的草荒，在荒草丛中，我认出了庶人阶级的“斗争武器”，那是一种“蔫坏”的暗器。　
诗云：　
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得骄。　
怀念不要怀念远方的人呀，白白地忧心劳劳。　
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得高。　
想念不要想念远方的人呀，白白地伤心劳劳。　
（原文：“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怀远人，劳心忉忉。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　
所谓甫田，就是井田制中的公田。两千七八百年前的“公家”是指贵族集团，是庶人集团头上的领导阶级，公家的田就是公田。　
孟子曾描绘过“同养公田”的制度：“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听上去就像在说人民公社制度下的集体大田和自留地。当然比重不同，井田制中的公田不过1/9，而人民公社的大田占了全部耕地的97％；公田占用庶人劳动日的1/10左右，而人民公社的田要占用劳动日的绝大部分，自留地只能在业余时间种。不过，自留地带来的收获却远远超过这个业余水平的比例，因为社员在公田里不像在自留地里那么好好干。　
二十多年前，我在农村当生产队长，很为公田里的草旺而发愁。看了《诗经》才明白，原来这并不是人民公社的“时代愁”。倒退两千七八百年，到周王朝的地里看看，公田里已然杂草丛生。这并非孤证，《春秋公羊传》何休注中也说，“民不肯尽力于公田”。　
偷懒是庶人对付公田的武器。《诗经》里有许多对农业集体劳动场面的描绘，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监督者的身影，那这是贵族阶级对付偷懒的工具。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分明，地里闹草荒，意味着贵族战败了。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武力，庶人很难用正规战法在战场上取胜，但是惹不起却躲得起。庶民人多分散，监督困难，干活使劲不使劲只有自己最清楚，干得仔细不仔细只有自己最明白。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就可以连蒙带骗，大打信息战。这是贵族很难对付的“低成本伤害能力”。　
两千多年前的那场失败，迫使当时的领导阶级放弃了“借民力以治公田”的制度，大量的公田转化为私田。公田里的集体劳动也改革掉了，改成向私田征收“公粮”的制度，这便是鲁国的初税亩，发生在公元前594年。这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视为革命的制度变迁，确实开辟了两个阶级共同受益的双赢局面，而新树立的规则其实并不神秘，无非是我们熟悉的那一套：“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也就是1978年冒头的大包干——原来大包干也不是首创。　
想象一下那个时代，《诗经》的时代。年轻的恋人们还在彼此思念和怨恨，蟋蟀还是同样地叫着，从田野里叫到屋檐下。人世过去了上百代，但人的本性和蟋蟀的本性一样，并没有多少变化。我们的心和古人的心是相通的。　
那些不通的心灵和思想到哪里去了？那些不肯采纳新规则的人到哪里去了？这样的流派和人物必定会有，不过无关大局。春秋五霸或战国七雄中只要有一两个采纳新规则的就够了，譬如，一个秦国的商鞅就够了。那些冥顽不化之国和冥顽不化之辈最后都被灭了，被淘汰出局了。他们的后勤供应不足，军队的士气不足，国力比较弱，早晚要被淘汰掉。　
刚到农村插队的时候，我曾问过偷懒的社员，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一位贫农反问道：“有我多少？”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这就是在公有制中生活的农人的核心计算。在自留地里，苦干也好，偷懒也罢，好坏都是自己的。在集体的地里则不然。譬如大寨有80户人家，你刨80镐，才有一镐是给自己干的。反过来，你偷懒少刨80镐，自己才承担了一镐的损失，其他79镐的损失可以转嫁给同队社员。激励大寨社员多刨两镐或少刨两镐的力量，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计算起来，只有自留地的1/80，而领导们的感召力和威慑力又不能长期稳定地补足那79份，这便是大寨道路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