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的荣辱是非:大宋的人大宋的事(选载)》第14章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立国之本的农业自不必说,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不抑制商业的朝代之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都市商业十分兴旺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达四十多个。京城开封更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闹市、酒楼、茶馆、妓院林立,各地货物琳琅满目,连日本、朝鲜、阿拉伯等“舶来品”都可见到。
在文学方面,宋朝一点儿也不输于盛唐,唐宋八大家中宋就占了六位,宋词和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比肩而立的两座高峰,《新唐书》、《资治通鉴》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力至今不衰。与此同时,由于“勾栏”等娱乐场所的发达,话本和戏曲等市井文化昌盛,下启元代戏曲和明代小说,可谓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
宋代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也比唐代要大得多和高超得多,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样,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
赵匡胤留给后代“重文轻武”这个政策,使得宋从立朝开始就走上了“文治”天下的道路,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朝代频繁更迭的局面,文化和经济进步繁荣。可也留下了一个大包袱,供养这批社会地位极高的读书的大爷,是国家财政很大的一笔负担。
宋朝的官多,待遇丰厚,责任却很小,只要不出大错,会通过政绩考核“磨勘”,一路绿灯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时代。可惜,这样的制度虽然保证了大宋没有短命夭折,却也造就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守旧、丧失血性的官场习气。
滥觞于宋太祖,又经宋太宗放大强化的这种官制,最后葬送了繁荣一时的大宋。矫枉虽必须过正,可文武皆为国家之大器,过于偏废哪一样,都会弊端丛生。
赵匡胤及其继任者对文人的优待,造就了辉煌的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超过了历朝历代,包括曾盛极一时的大唐,其思想、学术、人文观念在今天还能找到影子。
神经过敏的后遗症(1)
摆平了武将,使用了文人,可赵匡胤还是不放心。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兵权对政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乱世更是如此。五代时乱糟糟的局面,都是将领势力坐大,谋朝篡位,成了恶性循环。殷鉴不远,赵匡胤变得极其敏感,甚至到了过敏的程度。
事实上,在宋初确实有些武将身上还有浓厚的五代遗风。历史像一列机车,即便已经踩下了刹车,巨大的惯性还会拖着车厢向前冲去。
“皇帝不好当啊!”赵匡胤不止一次地呻吟,史称他“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觉都睡不安生,充满了对“武”的恐惧。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平灭荆湖的时候,赵匡胤启用的主帅是名位很高的宿将慕容延钊。慕容延钊和赵匡胤是布衣之交,但不是“义社十兄弟”,“陈桥兵变”时他也不在现场,尽管和赵匡胤的私人关系不错,可在权力斗争中,“私人关系不错”这个砝码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他统领禁军出征的时候,赵匡胤把自己的心腹李处耘派去当了都监,说是帮忙,可总有那么点儿监督的意味。
慕容延钊也是个人物,在后周就是殿前副都点检,在大宋高居殿前都点检、侍中级使相。这位慕容将军是从五代混出来的,积习难改,对手下的军将十分纵容,部下们偷鸡摸狗、顺手牵羊,什么事都干,把老百姓弄得鸡飞狗跳,他也假装没看见。在一些事情上,根本不和李处耘商议,习惯性地自己拍板。
李处耘恼火了,论和皇帝的关系,自己可是当今皇帝的嫡系;论职位,自己好歹也是枢密副使,这慕容延钊也太目中无人了。李处耘就开始向赵匡胤打慕容延钊的小报告,慕容延钊也不客气,两人争相上奏掐起来了。
赵匡胤感觉难办了,他也知道慕容延钊“违纪”,但这个人是后周旧臣中的大旗,万万砍不得,再说慕容将军手里还握着兵权呢。于是,赵匡胤演了出“挥泪斩马谡”,把李处耘的枢密副使罢免了,贬为淄州(山东淄博南)刺史,来安抚还率军在湖南的慕容延钊。
慕容延钊得胜回朝,赵匡胤也没秋后算账,而是论功行赏,将其加封检校太尉。这事虽然有顾忌的地方,但还是可以看出赵匡胤是仁厚的,只是苦了李处耘。
这是权谋的需要,李处耘心知肚明,可有苦说不出,只好认倒霉。
这事也引起了赵匡胤的警觉,名位已高的故帅宿将不仅不好统驭,还容易让他们在战争中进一步提高威信,可怕!从这以后,赵匡胤使用的都是曹彬、潘美这些名位较低的将领为统帅。
为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实力,在统一战争中,赵匡胤还发明了一个极其巧妙的办法,就是在动用嫡系禁军的同时,大量使用藩镇手下的“杂牌军”,让他们在战争中消耗。(这手段,有些眼熟是不?)在平灭荆湖时就调集了节镇、防御使们十一个州的兵力,征后蜀时也有大量的地方部队参加。
对武将权力的剥夺,远远不是“杯酒释兵权”那么简单,赵匡胤先后清洗了大批将军,包括“义社兄弟”韩重赟、石守信、王审琦,“情好亲密”的韩令坤,“以兄呼之”的慕容延钊,侍卫亲军司都虞侯张令铎,挺剑逼迫首相范质臣服的亲信罗彦环,还有开国功臣张光翰、赵彦徽等等一大批武将。
清洗?是的,绝对是清洗!
不过,赵匡胤没有消灭他们的肉体,只是拿走了他们的兵权。
赵匡胤对武将不放心,对文臣同样也不放心。无论文武,权势大了,都会危及到皇权。
武将的权拿走了,再把文臣的权拿走,那国家谁来管理?赵匡胤是聪明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分权,把权力分散,谁也别想大权独揽。
文臣之首宰相的权力最大,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统辖军、政、财权,权倾朝野。相权过重对皇权也是一种威胁,这样的权力不能允许存在。
刚开始的时候,赵匡胤或许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只是想降低宰相的待遇。旧例相传宰相在皇帝面前是有座位的。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不久,一次宰相范质上殿奏事,赵匡胤照例赐座,可开始奏事时,赵匡胤说:“我最近眼睛有些发花,请把奏章拿近来我看。”范质便离开自己座位,走近赵匡胤,赵匡胤暗中吩咐宦官,把宰相的座位撤去。从此以后宰相上朝,只能站着和皇帝说话了。
有人认为以赵匡胤仁厚的性格必不会这么做,其实在政治权谋上,性格并不能决定一切,利益才是硬道理。否则,仁厚的赵匡胤,怎么会夺了有知遇之恩的柴荣儿子的天下?心机深沉的赵匡胤,撤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座位,这等于宣布,在皇帝的面前,谁也没有平起平坐的权力。
乾德二年,赵匡胤罢免了原后周的宰相范质等三相,把宰相换成了自己的亲信赵普。但后来赵匡胤发现独相赵普也开始专权了,就感到有必要给赵普加点儿制约,便把原来只当摆设,不用押班、知印,也不设政事堂的参知政事提高了位置,使其有了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的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副相。
既然开了头,那就会一发而不可收,贪权和收权都一样。
于是又设立了枢密使管军事,分割了宰相的兵权,形成宰相府和枢密院两府牵制局面。枢密院执掌调兵大权,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等政令,都由枢密使主持,和宰相对峙。赵匡胤设制,每逢入朝奏事,两府错开,互不相见,各说各的,这样就使皇帝能在双方的奏情中对比分析,掌握实情。
赵匡胤干脆又设了三司使,主持盐铁、度支、户部三司政务,其地位仅次于宰相,人称“计相”。这样又剥夺了宰相的财权,原来“事无不统”的宰相成了只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大管家。
这样把权力分割来分割去,赵匡胤掌握了门道,给枢密使、三司使也配上了分权的副手,不仅部门间相互制约,正副职之间也相互制约。(这样的平衡权术,也大有面熟的感觉啊,是三权分立吗?)
中央是这样,地方政权也是照方抓药,在“知州”之外,另增置“通判”一职。通判在本州中地位相当高,权力也很大,有权过问州中的一切政务,并可同知州分庭抗礼,直接传达中央。但有的通判往往以“监州”自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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