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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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命令河南为吸收“社会下层人物”，包括“国术界”和青红帮的头面人物而在省里成立“忠义救国会”。这些“土豪劣绅”和流氓分子被带到蓝衣社最厉害的领导人之一萧洒的手下。萧洒在1935年建立了一个由军界人士、国民党分子、工人和农民以及地方帮匪分子组成的网络，他们都汇集在东华门的办公室，那里成了准军事化的忠义救国会的一个半公开的“匪穴”。
萧洒是河南本地人，黄埔一期班毕业生，省保安处处长助理。1934年他被任命为复兴社在开封省部的书记。接下来的两年里，在他的助理书记陈祺的帮助下，萧洒把复兴社变成了一个恐怖工具。省总部在通讯社处占据了两个很大的内院，与残忍的吴赓恕领导的特务站合并在一起。吴赓恕杀人成性，能干出最野蛮凶残的行径。当陈祺扩充“忠义救国会”的人员，并把它变成特务站的一个卫队时，吴赓恕接到了复兴社传递给他的信息，要他秘密地逮捕有“革命”活动的嫌疑分子，并把他们关押在他的办公室，然后将他们日夜折磨至死。
这种情况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作为复兴社吸收对象的师生们拒绝与蓝衣社有任何关系。复兴社本应是主要来自教师和职员的效忠蒋介石的人，现在却呈现出大批“忠义救国会”流氓加入特务组织的特色，这些人之所以入社，是因为能有机会利用东华门的名声而作威作福。这些“无赖”们会在开封城里进入饭馆和商店，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拿什么拿什么，然后分文不付，只说：“我是东华门的！”不仅下级军事单位害怕拒绝他们，这些流氓甚至还敢在特务的办公机关和县政府官员那儿惹麻烦。萧洒和陈祺经常替“忠义救国会”的人写介绍信给当地有复兴社背景的政府专员们。这些专员们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怕受残害。到了1936年，河南的复兴社已经与这类流氓毫无二致，老百姓已经无法区分是复兴社的活动，还是吴赓恕特务站的暴行了。
CC派的人毫不迟疑地利用开封的这种混乱局势直接向蒋介石告状，引起他对那里的注意。蒋非常愤怒。他立刻命令特务处罢了吴赓恕的官，并命令复兴社撤销了萧洒的开封书记职务。戴笠最受信任的人员之一刘艺舟被派到了河南全权接管特务站，并把特务站从“土劣”及其支持者们势力强大的开封迁到郑州，从而使特务站能够有效地排除地方利益而受制于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的中央控制。
与此同时，特务站同还在开封的复兴社省总部分离开来。当接替萧洒的萧作霖上任时，他发现自己受到特务站站长刘艺舟的冷遇：刘竟然连续三个月不见他。当他们总算见了面时，刘对萧居高临下，极其傲慢。而且，尽管特务站在郑州的机关就在复兴社开封分社的对面，但它们互不来往。作为特务站站长，刘本人也是复兴社“干事会”的成员，但他极少参加会议，偶然参加时，也从来不提特务活动。而对复兴社来说，每当小组或支部递送政治情报，这情报不会交到特务站那里，而是直接送到南京的复兴社总部，然后转交给戴笠下面的特务处。
在当地，复兴社在政治逮捕和搜查方面被有意蒙在鼓里。如，1936年，一名中学教师神秘地失踪了。因为他是复兴社成员，所以该社的地方代表询问特务站是否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他们说特务站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这个教师被释放后，复兴社才了解到刘艺舟的人把他当做共产党嫌疑分子抓了起来。不仅特务站吸收来的学生和其他受他们资助的人停止了参加复兴社的会议，特务站甚至在复兴社开封支社里也有他们的潜伏人员，专门向刘艺舟和他的同伙汇报萧作霖及其副手们的情况。复兴社与特务处的分裂虽然在别处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关系并非如此紧张，时间一长，这两个组织的分歧则越来越明显。1933…1935年间，戴笠秘密特务中绝大部分的基层人员都愿意参加复兴社的活动。但一旦加入后，戴笠的特务就开始组织只有特务处人员参加的支部。例如，沈醉和他的一些“组长”们，包括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黄加持和杨华波，当时在复兴社内部组成了自己的小组。每次开会，他们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汇报其情报工作的细节，完全无视复兴社总部关于以该社名义进行特务活动的命令。不久以后，这些秘密特务索性不在复兴社支部开会了。在名存实亡的“革命同志会”里他们也同样如此。
活动的分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复兴社普通人员隐瞒特务活动，也是湖北蓝衣社的典型做法。当萧作霖在1935年任蓝衣社湖北分社书记时，特务处的头子周伟龙和他下面的任何人员都从来不向他汇报任何情况，他惟一知道的关于特务处的消息是周的私人住址。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特务处要进行自我保护，以不受蓝衣社的大型组织复兴社的涣散、好争爱斗和低效率的组织质量的影响。
特务处的组织纪律较之复兴社的一般组织严密得多，对所属一切人员有掌握控制的绝对权力，它的所有各级人员又都是有职有薪的职业特务，人事管理很容易，也不容许有什么纠纷，而对外却要杀人就杀人，要对付谁就对付谁，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谈虎色变了。
特务处上海站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对比。在王新衡当站长的时期，他明确地表明从不参加复兴社的任何活动，那里勾心斗角一团糟。
总而言之，特务处得对上海复兴社特别注意，因为在复兴社内部的领导刘炳藜和他的助手牛沛江因争权夺利闹得一塌糊涂。他们之间的争斗如此激烈，以至于每人都在阴谋暗杀对方。这些阴谋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密令上海特务站进行秘密调查。复兴社的中央总部派了徐进到戴笠那儿，戴笠便任命他到上海站给吴乃宪当书记。吴是上海区区长，他再三叮嘱徐，千万不能将调查情况泄露给复兴社的其他成员，否则会引起某些上层人物极大的不满。徐进答应了，于是这些事情一直保密到复兴社在CC派的攻击下投降为止。
与此同时，在河南的特务站力图在没有“土豪劣绅”参与的情况下继续运作，那些人在戴笠将其人马从省复兴社分离出来之前，给秘密警察带来了极坏的名声。但萧洒及其同伙们并未销声匿迹。当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复兴社像《水浒》里描述的那样，“揭竿而起”。开封向省内各地的支部发出命令：动员地方上的帮匪和实力要人。不出所料，使河南闻名天下的土匪头目们开始计划集聚起来，形成一个抗日同盟。他们在郑州举行了一个大会，会上充满了高老末和赵天清这类名声赫赫的大土匪。尽管国民党参议艾经武退出了会议，认为政府简直是在为这些不法分子的捣乱开绿灯，但这些匪首们还是组织起了28个游击纵队，由臭名昭著的萧洒领导。果然不出艾参议所料，这帮游击分子在紧接着的几个月里在郑州又赌又嫖，直到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他们并押送到武汉为止。但已为时过晚：河南和湖北本是复兴社在招生和组织方面比较成功的地区，但后来蓝衣社却被弄得声名狼藉，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与地痞流氓同流合污，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与特务处的恐怖活动有关。尽管戴笠和手下人竭力对省里的土劣们保密，不向其透露他们相对专业而且比较规矩的警察活动，但这也无助于改变公众对他们的印象。
蒋介石后来对蓝衣社在各省建立独立的蓝衣运动的失败并未感到沮丧。因为他对贺衷寒这些人企图用复兴社作为政治武器来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做法，总感到可疑。贺衷寒已经有他自己的湖南圈的支持者，但通过对蓝衣社政训系统的控制，他希望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以确保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因为贺衷寒先是投靠了陈诚，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