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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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别动总队
开始别动队有1000人，后来总人数达到2万。他们被分成由4000人组成的5支大队。别动队骨干的任务是“督导”地方上参加“剿匪”战役的军官。他们的士兵携有手枪、手榴弹和特制轻便步话机。他们在乡村一带伪装活动，对“潜匪”进行突然袭击，杀害或搜捕地下共产党员并破坏他们的党组织。与此同时，别动队的骨干们还协助地方政府建立自卫力量，使正常的行政工作得以进行，使老百姓能够回到家乡恢复正常的生活。
别动队很快在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他们指控别动队的武装干部残酷地折磨和杀害百姓，然而别动队却在培养农民的反共意识和动员乡村力量抵抗江西苏维埃红军方面，得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赞赏。更多的特务被培训出来派到河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和浙江去工作。而康泽和他的随从们自己形成了一支执行特殊使命的力量，来控制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部分地区，甚至把统治贵州和四川的军阀们也不放在眼里。康泽的别动队在共产党控制的乡村地区进行反叛乱活动，并受到了国民党政训项目的援助，这些项目基本上由蓝衣社的另一位要人贺衷寒领导。1932年，正当康泽培训特务骨干的时候，这个使“剿匪”一词正式化的贺衷寒，被任命为“湘鄂赣‘剿匪’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及“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次年冬，复兴社成立，贺衷寒的宣传处变成了全国“剿匪”军政治训练处。到了次年6月，他被派去负责河南、湖北、安徽在汉口司令部的“剿匪”指挥任务。
汉口“剿匪”司令部里的骨干来自“豫鄂皖赣团干队训练班”，该训练班在力行社成员的领导下成立于1933年。1700个学员中有六分之一来自中央军事学校，其余的来自四省的县保安队和地区自卫组织。他们全都经受六个月的情报工作、军事知识、战地技术、政治和共产党事务的培训。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在国民党南昌和汉口的司令部指挥下协调反共反红军的“剿匪”战役。
在汉口司令部，贺衷寒主要肩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他开办了一个电影院，还办了一个顽固反共的杂志《扫荡》。到了那时，在首都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机关对政训感兴趣，于是贺衷寒决定使自己成为整个“政训系统”的主子，把宣传工作当做了自己特殊的交易券。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政治训练
贺衷寒在这方面不乏对手。被认为是蓝衣社留欧小团体的领袖酆悌，就认为在青年人中开展宣传工作是取得军事胜利的关键，也是他个人的成功。当蒋介石认为滕杰软弱无能时，酆悌取而代之，成为复兴社的总书记。酆悌当总书记时，在“训练总监部”下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学生的夏季军事训练项目。于是“纵队”在全国重要的省市组建起来，它们受高级卫戍军官或者从南京力行社派出的专门骨干指挥。
滕杰下台后，蓝衣社的留日派与邓文仪和贺衷寒联合起来提名贺衷寒为复兴社的总书记，这时问题的焦点便转到了政训处。自从贺衷寒1935年从湖北调到南京后，政训处就归他领导，政训处成了蓝衣社在军队里的要塞。
军队政训系统在军委会的秘密活动中占有关键的地位。政府军事力量的每一层机构、每一所军事学校、每一个军事单位里都设有政训处。通过在复兴社里任成员的双重组织身份，贺衷寒及他的骨干们得以把训练系统与负责领导地方反共宣传的“军队党务”处接合起来。尽管党务处应当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领导，但它受复兴社的骨干分子控制。
力行社的成员也控制了培训政训处干部的单位。其中最关键的是附属军委会、由孙常钧领导的“干部训练班”。孙既是黄埔一期班生，又是力社的成员。干部训练班成立于1932年4月，当时有5个队，1800多个学生。其中五分之一是中央军事学校的毕业生，其余的要么是在前帝国军事学校接受过培训，要么是从军阀那里投降过来被分配到“临时军官训练班队”的人员。经过半年的培训，毕业生被分配到各省，成为地方上市镇民间学校的“国民军训教官”。少数的被留下当力行社其他培训项目的“职官”。
虽然贺衷寒的主力人员都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而且中层以上的政工人员都是复兴社成员，但政训处系统仍然相当独立于复兴社。贺衷寒和他的同志们直接从蒋介石那里接受命令，而且政训处大多数的处长并非复兴社成员。除了执行反共宣传以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各队的队长进行调查和监视。这样，作为整体，这些队长们就能保证既在蒋介石直接控制的部队，又能在他不直接指挥的部队里起到指导员的作用。
他们还要监视军队里所有层次的军官和学生的思想和活动。假如一个军校生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政训处的政治指导员便有权下令逮捕他，并让宪兵予以处置。宪兵在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里都有它的特务机关。此外，政治指导员奉命调查他所在的军事单位内的共产党。而且，他本人的命令必须服从，因为这就是军法，所以能迫使地方法律机构充分地合作。
那时及后来，蒋介石在原则上不允许军队的指挥尤其是师长以上的军官参加复兴社或者蓝衣社，哪怕他们是黄埔一期班的毕业生也不行。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胡宗南、滕杰和桂永清。还有一小部分团长参加了复兴社，但要么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要么他们被派去指挥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但从总体上说，蒋总是在监视和指挥之间区分得非常清楚。在这方面，他的军事指导员体系与红军的有很大的不同，红军的指导员既是政训官员也是集体领导的成员，享有地位和权力。
通常权力与地位是相连的，但蒋的政治指导员因为缺乏通常意义上的指挥权，所以正规军的军官瞧不起他们。
他［蒋介石］不许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参与政治特务，而使政治特务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起监督作用，以为牵制，可是事实上却正相反：黄埔学生中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并不愿参加复兴社组织，对政训工作及其人员都很轻视；而政训人员绝大多数也都不愿干这一行，把政训工作叫做“卖膏药”，认为没有出息，尤其是其中的黄埔学生，更认为是倒了霉。他们只是把政训工作当做桥梁，希图借此同各部队长拉上关系，能转入带兵。
结果，他们不仅没有有效地对本单位的军官们进行监视，相反尽量讨好他们，以便有朝一日自己也有望成为军事指挥官。军官们，尤其是“非嫡系”部队的，反过来也用晋升甚至金钱来收买这些政训人员。时间一长，对政训员来说，这两种刺激使分配到“非嫡系”部队比到“嫡系”部队要有吸引力得多。政训员愿意到“非嫡系”部队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里的军官生活比“嫡系”部队的要轻松愉快些，比如，在“嫡系”部队里，赌博和嫖妓受到限制和蔑视。
政训处和复兴社均在本单位里设有许多干部，因为这两个组织是蒋介石在1933年1月日本人侵略热河，并企图突破“少帅”张学良协调的长城一带的防线后，计划向东北扩展其控制的关键筹码。当时的军事形势由于张学良与另外两个东北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对立而复杂起来：后二者企图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高涨的爱国情绪中捞一把。当时冯正在张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