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19章

孔融被杀算是“非所宜言”的一个案例，他在王章之后，在稽康之前，当然也在被桓温所逼迫的孙盛之前；苻坚强迫别人隐恶扬善的版本，当然也是这一系传承的一个小小闭幕式了。
尽管是一场戏的闭幕，但大历史中这样的悲剧、闹剧还不断的重复着。
站在马援肩膀上的曾国藩
不该说的不说，想说的以另外不说的方法来表现，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技术性手段。人皆知道曾国藩家书的劝诫与表白的双重作用却不知最初使用这个手段是东汉名将马援，正如人们只知道越匡胤会玩“杯酒释兵权”而不知刘秀才是削兵权的第一高手一样。
马援在讨伐交趾（今越南）的前线上，听说自己的侄子马严、马敦爱议论别人，还爱管闲事，就从前线专门差人给二位侄子送信，信中说：
我最讨厌议论别人长短、评议国家事务是非的人了！儿孙中有人有这种行为，让我难受，宁愿死，也不想再看到这种现象。我盼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却不能说。我给你举两个人的例子，让你们为学为戒。要学龙述，别学杜保。龙述敦厚谨慎，不说一句不当的话，廉恭节俭，有威严，我很尊敬他。你们学龙述，学不成也只是长进不大，但总不致害了自己。也就是说：成不了大雁充其量是只鸭子。杜保很仗义，把别人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把别人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快乐，结交了不少人。他父丧之时，远近数郡的朋友全来了。我也敬重他，但希望你们不能跟他学。学他不成，就会堕落为轻浮子弟，就象画虎不成反象狗一样！
马援似乎有深刻的预见力。不久，杜保果然犯事了。而且杜保的事情还牵涉到马援的一个政敌，也就是皇帝的女婿梁松（另外还有窦固）。二人被刘秀当面训斥并拿马援戒侄信让二人看。吓得叩头流血，方才得免。
梁松的父亲梁统也是刘秀的开国功臣（封成义侯后改高山侯，但不在三十二功臣之列），与马援也是朋友。有一次马援病了，梁松去探望，在病床下拜倒，马援并不答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们对他说：“您看，人家是皇上的女婿，公卿以下的大臣没不怕他的。您不答礼不像话呀！”马援却说：“答什么礼？我和他父亲梁统是朋友，他梁松地位虽尊重，却是个晚辈呀！”
不仅如此，此前马援还鉴于自己是梁统的朋友即长辈的身份劝梁松（还有窦固）：“人哪，有尊贵的身份也免不了有被命运捉弄混成下贱人的时候。如果你们不愿坠为贱等，一定要常思我言才好。”
几个事加在一起让梁松气不过，开始诬陷马援，导致马援死于后，家族受累。但是，在此后，梁松的命运终于让马援言中了：明帝（刘庄）永平四年（公元61年）冬十月，梁松因写匿名信攻讦朝廷而被捕，死于狱中。而在梁统死后的十七年（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马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章帝追封马援为忠成侯。
马家的失而复得的荣耀与梁家的得不知足导致的耻辱形成了显明的对比。整个案例只告诉人们一句话：“少说话没坏处！”引伸之意：凡居于一家之长者，一定要约束好家人，谨防言论招灾。
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是饱读历史的高级官吏，他更从中揣摩透了马援家信的精要，于是更大力地开发起家书系列来。马援写了一封，他曾国藩要一封接一封地写，以致后人可编纂成集。
其实，早在曾国藩的杰出表演之前，就有人把“少说话甚至不说话”总结成反义定律，叫“祸从口出”。西晋的大学问家傅立在《口铭》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该说法被引入北宋的《太平御览》。傅立的这个总结的源文献也来自儒家经典即《易经》。《易经》的＜颐＞卦总说辞的“《象》曰”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意思是说：当山下响起雷声时，就表示养育万物的季节开始了，故卦以颐命名。君子应该学习这种精神，首先从慎言语、节饮食做起。
慎言语或者防止祸从口出，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避免一种可怕的责任即一言丧邦的后果；在个人层面，它成为纯粹的技术性规避措施，进而发展成自虐狂式的自我钳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语录体箴言的发展。语录体箴言源于宋、盛于明清，至民国初而不绝。
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主张传播为人处世的道理要从儿童开始，亦即“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他用四言、六言等字数不一的韵语写成《小儿语》，告诫教子们要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在讲究言论表达的技术方面，特别提倡：“与人讲话，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须强说”的投机性原则，也更强调地重复了以言致祸的自《易经》以来的信条－－“当面破人，惹祸最大。”云云。吕得胜的儿子吕坤以语录体的《呻吟语》闻名于世，他继承父志所作《续小儿语》也颇有影响。他坚决反对儿童形成以言论担社会责任的自觉，称为“世情休说透了，世事休说够了”。为了让孩子做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他强调“说好话”即不能乱说话。其言有曰：“说好话，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又云：“君子口里没乱道，不是人伦是世教。”等等
明代《小窗幽记》（陈继儒）、《菜根谭》（洪应明）、清代《围炉夜话》（王永彬）是士大士们或崇尚他们生活模式的小知识分子们热心推崇的三部代表作，可称为处世奇书或修身养性必读书。三本“奇书”中以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最有代表性，而且作者也始为才子、历经官场，终弃绝官念、以著述为主。《小窗幽记》计194条语录，粗略统计，有6条劝人少说话的，如“多言者，必无笃实之心”（第36）、“喜传语者，不可与语；好议事者，不可图事”（第113），等。《菜根谭》此比例为360比5，较前者比率低，概因其无官场经历之故，但其论如“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第32）、“口乃心之门，守口不密，泄尽真机；意乃心之足，防意不严，走尽邪蹊。”（第220）等，也表现出了严重的抑郁症或轻微的精神分裂状态。《围炉夜话》作者王永彬，亦无官场经历，但所处时代却是清朝内忧外患之时，其著作184条语录中，反言论者为4，高于洪应明、低于陈继儒，他仍坚称“一言足以召大祸”（第48）云云。
站在马援肩膀上的曾国藩
从马援到曾国藩一千八百年间，凡想成大事且终究成大事的体制内高官必须把慎言当成一个必要条件，否则不仅成不了事还会危及身家性命。于是乎，在以官为本位制的社会里，要想经过读书而做官就必先学会了怎么说话。从而，成了事的高官的言行准则便成了崇拜对象。曾国藩自蒋介石时代以来就被推崇，也是自然之事。与马援相比，他的大环境更艰难。马援为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王朝效力，既便有些闪失，也终能周全；而曾国藩是为一个处于衰败期的王朝服务，尚使发生闪失，那他（及其家族）或许永远没自辩的机会了！因此，他必须如履薄冰地行事，绝对不敢有马援不答梁松之礼的举措。曾的谨慎几乎是处于抑郁症状态，无须自白处也得自白，于是，有了他成批的家书。
咸丰八年（1158年）正是湘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过去的两年中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昌、汉阳，合围了九江，且即将攻克。此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趾高气扬，曾国藩在三月内连续两次给九弟写信，力说长傲、多言为“凶德致败”之二端，他于三月初六的信中写道（今译）：
自古以来，因不好的品德招致败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长傲，一是多言。尧帝的儿子丹朱有狂傲与好争论的毛病，此两项归为多言失德。历代名公高官，败家丢命，也多因这两条。我一生比较固执，很高傲，虽不是很多言，但笔下语言也有好争论的倾向。……沅弟你处世恭谨，还算稳妥。但温弟却喜谈笑讥讽……听说他在县城时曾随意嘲讽事物，有怪别人办事不利的意思，应迅速改变过来。
曾国藩生怕曾国荃忘了此二戒，在三月十三日的信中又提到力戒长傲、多言。在不了解他性格的人看来，他似有唠叨之嫌，不了解衰败王朝大环境的人也会讥议他虑事太细。然而，这抑郁症般的表达，确实是一种自保的技术性措施。
到了清末民初（直至1949年），这种自虐性钳制又演化成了技术性表达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