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14章

所谓国的盛衰，也左右着所有的人的命运。巨宦达官还有一些回旋余地，而平民百姓只好随风倒了，或说一如江中漂苇任止任行。
柴进在被官司所累陷于高唐州之前，也早已“身在贼中”，丢弃合法的壳子也早晚之事。在迫使朱仝上山的整个过程中，他的柴家庄已是梁山的交通站了。柴进对追踪李逵而来的朱仝同说：“近间有个爱友，和足下亦是旧交，目今在梁山泊做头领，名唤宋公明，写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礼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他对朱仝表明了自己与梁山的关系，也说出了引他上山的真实目的。吴用在柴进庄上暂时摆平了朱李二人的纠葛之后，也明确地告诉李逵：“待半年三个月，等他（朱仝）性定，去取你还山。多管也请柴大官人入伙。”（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
至于，在高唐州因叔叔柴皇城与高俅亲戚发冲而入狱，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新贵的兴起以贬损旧族为代价，已经是常识性问题。只是这个新贵是腐败、不公、昏聩的代表，终于与柴进所代表的社会公正的道德（资源）力量发生了冲突，才引发出一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事件来。
如果说“高俅系统”对待王进与林冲仅仅是在个人恩怨、利欲上的事情，那么它对待“柴进系统”的粗暴就是无可救药的败笔了！
被裹挟者的状态
宋清在整个《水浒传》中是最平淡不过的人了。从艺术角度讲，他的出场显得很勉强。宋江杀了阎婆惜逃匿在家，官方去人追查时，也只有宋太公的一人答对。按现代术语说，宋清缺席即未在场。既便是到了他与哥哥远走沧州躲难时，也只一句话涉及他的特征：“原来这宋清，满县里都叫他做铁扇子。”（第二十二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
这“铁扇子”的诨名由来没有详细介绍，没有晁盖夺塔故事的简略铺垫，更没有宋江时不时掏钱资助穷人并让受助者感激涕零的传神描写。
宋清是个边缘化的人物，并且是最边缘化的人物，份量还不如神医安道全与轰天雷凌振。只因遵守父命，保护逃亡中的兄长，才接触到一班有揭天掀地的大英雄。他之所以上山，也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判断下才选择的。
宋江在江州法场被救了，并且上了梁山。因思念父亲，回家探望。宋清没让兄长入门，急不可奈地说：“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这里都知道了。本县差下这两个赵都头，每日来勾取，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只等江州文书到来，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下在牢里监禁，听候拿你。日里夜间，一二百士兵巡绰。你不宜迟，快去梁山泊请下众头领来，救父亲并兄弟。”（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如果说，在他随宋江到沧州躲难的时候，他还是个随从、观察者话，那么到了出了江州大案，他身不由己地被裹挟于其中。宋清的生存状态的变化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公正缺位、道德沦丧社会中草民阶层的选择。
作为庄主的李应被裹挟上梁山的经历要比宋清的多些情节，然而他被预先定好的套路（一半是命运，一半是他为）套住，也几乎与宋江一样：发誓不愿入伙，迫于形势又不得不入。起初，他只想以情义那种底层社会的道德规制来为时迁（梁山的代表）与祝家庄（官方势力在农村的代表）之间提供妥协的平台。但祝家庄以毁三村之盟约为代价驳了他的面子。他与祝家庄一战，少有救时迁的成份，而是找回面子，纯属一场“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村际械斗。械斗中，他中了箭，左臂伤了。为了自保，他闭门不出，一并谢绝了梁山的礼物。与当初宋江不要五百两黄金何其相似乃尔！但是知府不这么认为，倾向认为他有罪，必带到州里讯问。到了宋江解救他时，他还分辩：“知府是你们杀了，不干我事。”其实梁山的根本没杀知府，因为知府溜得不见踪影。宋江已经经历过有关的法律程序，知道不公审判的后果（“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辩”）。逼他也是救他，裹挟他也是保护他。于是，下面的情况发生了。
柴进是刘裕的好徒弟
当下不由李应、杜兴不行，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一行三军人马，迤逦回到梁山泊了。（第五十回＜吴学究双用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法律不公的成本是隐性的，而国家所谓朝廷也在为此默默承担着这无形中加于其上的负资产。等这种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便崩溃了。不休的征伐，难止的战乱，疯狂的抢掠，肆意的屠杀，便成为社会的常态了。
第三章专制下的洗脑术
春秋”二字合用，在古代是“历史”一词的代用语，相反，“历史”一词却很有近代意味。《鲁春秋》在孔子地时代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记载了鲁国的真实情况。且“春秋”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代称，这是由于孔子据《鲁春秋》而作《春秋》一书所致。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
误读点评
◎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焚书实在是可恶之极的事。唐朝诗人还在骂秦始皇，章谒在诗中说：“坑灰未冷山东起，关河空锁祖龙居。”殊不知，有一种比焚书更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改书——篡改历史！
是谓读史（写诗）之人（如章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不少读书人破口大骂皇帝的暴虐，但竟然忘了读书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施暴的行列，什么“治家格言”啦，什么“曾文公家书”啦，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少说话，免得引来祸端。
◎专制制度下，坏蛋得到无尚荣耀的概率大增。《水浒传》中高俅的兴起，表面上以林冲家破人亡、落草为寇为代价；实际上，它所揭示的是我们文化病态的核心问题。至今，人们仍没明白奴隶转为暴民的动因是什么。
“春秋”二字合用，在古代是“历史”一词的代用语，相反，“历史”一词却很有近代意味。《鲁春秋》在孔子地时代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记载了鲁国的真实情况。且“春秋”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代称，这是由于孔子据《鲁春秋》而作《春秋》一书所致。概指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之间（二百四十一年）历史时期。后来，也有稍为不同的看法，把这段时期扩展为公元770年（即周平王元年，东周开始）至公元前476年（即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开始）。
无论哪种计算方法较合乎实际，可以肯定地说，那时的史官的地位十分突出，史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督最高执政者。这种权力是由最初的占筮与征伐并列甚至占筮左右征战的客观情形构致的。随着时间推移，占筮的政治作用转化成了史鉴作用，而且史鉴的作用就起自周。
史鉴的作用威力巨大，基于它作为职业的世袭性和垄断性。某国（如鲁）的合法历史只能由这些人来完成，并传诸后世，当权者（如鲁公）无法随意篡改。当权者可以合法暴力（如法律）来威胁史官，甚至剥夺其生命，但很难改变书写者的意志。这种如实写作（记录）方法，称为“书法不隐”。因此，像周宣王无理干涉鲁国立储而引发鲁国内乱的事情才得以记录下来。
孔子作《春秋》的出发点与以往的史鉴观念相反，他要做一个道德说教版本，让“乱臣贼子惧”。他所做《春秋》的主要史料来源是《鲁春秋》，其次是参照周游列国时所搜集到的各国史料。
孔子选取的历史时段起始点即从鲁隐公元年。这给后人留下了千古之谜。鲁隐公元年以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后人无法详知；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与鲁有关的史料又比较详备，他的资料来自何处？最重要的一点是：《鲁春秋》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今天人们已无从得知。
这是孔子故意所为，他也愿承担历史责任，所以他放胆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后世罪丘者亦《春秋》。
由于孔子的改写，《鲁春秋》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之中。从此以后，以史讲义而非以史纪史的传统确立了。司马迁写《史记》资料还算详备，否则，我们将永远无从知道《春秋》以前社会面貌与重大历史事件的详情，但是既便如此详备，他还是要秉承孔子的传统，以微言叙大义。
孔子用《春秋》确立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