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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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下旬，一天晚上，恩来同志打电话与少奇共同回忆了六十一人出狱前后的情况，有些恩来同志不清楚的事，少奇同志作了详细的说明。少奇还说：“这批同志，我以前都不认识。他们出狱后，我在天津只见过殷鉴同志。……子文同志，我是到解放区后，才见到的。”就在这几天，恩来同志以党中央的名义电告东北、西北等地，说此事由中央负责，不必追查。　
然而，对这些同志的诬蔑却越来越厉害。安子文同志被诬为“叛徒”、“刘邓路线的黑干将”而被四处揪斗。少奇同志确实是信任和重用子文同志的，像信任和重用其他好同志一样。子文同志被提升为组织部副部长和部长都是毛主席亲自提名任命的，少奇同志信任他，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为什么要整安子文等同志，使我百思不解。　
1967年4月1日各报忽然登载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电台也开始广播。其中公开提出“叛徒集团”。少奇同志气愤已极，他神情严峻地对我和孩子们说：“这篇文章全是假话，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4月6日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又高喊着口号冲进办公室，就戚本禹一文中的所谓“八大罪状”向少奇同志提出质问，要他回答并写出交代。少奇同志用铁的事实逐条予以驳斥。当质问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他一下子发了火，拍着桌子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　
1967年9月13日，是我们一家人生离死别的日子。上午，孩子被逐出中南海，我也在半夜里被关进了监狱。此后12年间，与人世隔绝。党的三中全会，使我得到了解放，重回到同志们中间。子文同志特意来看我。原来他也在监狱关押多年，又被流放到安徽，不久前才回到北京。他感慨万端地说：“过去在草岚子监狱，我们还能过组织生活，廖鲁言同志还能把英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译出来给大家学习。可是关在‘四人帮’的监狱，我们竟连通一下声息都不能够了，比过去的监狱还野蛮得多。”　
从谈话中，我才知道，子文同志在监狱中备受摧残。当初国民党没有能使他屈服，林彪、“四人帮”的淫威，同样也未能压倒他。在少奇同志那次答辩前后，专案组派了两个人找子文同志谈话（当时他被隔离在另外一个地方，尚未进监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你能写个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子文同志问：“中央首长是不是康生？”来人点头，果然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左”派大顾问派他们来的。子文同志断然拒绝了，他义正词严地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有过任何叛变行为。”并说：“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我现在不想去。也不想见康生。”那两个人磨了好久，没有达到目的，只好悻悻而去。　
1968年1月21日，安子文同志被正式逮捕，关进监狱。没过多久，专案组又到监狱来找他“谈话”。这次来人对安子文同志特别客气，又是让座，又是倒水，然后开腔说：“证明刘少奇是叛徒，你能立大功，对你也有极大的好处。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然能进来，也就能出去。你难道就不愿意和自己的老婆孩子团聚吗？”子文同志说：“我不仅想与亲人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的事，不能瞎说。”来人又“指点”说：“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妄想用诱供的方法使子文同志就范。然而，子文同志却轻蔑地一笑说：“我都不知道。你们既然全知道，就自己去写吧！我不能写！”　
1969年，党的九大前夕，他们第三次来找安子文同志。这次不仅让了座，泡了茶，还表现得很“亲近”。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红色”恐怖的监狱里，是绝无仅有的。来人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九大快开幕了。你如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了，但是做个中央委员还是可以的。”子文同志严肃地说：“我的确不了解，如果了解，我在中组部工作时早就报告党中央、毛主席了。以后，不要再问这件事了。”来人又说：“你再考虑考虑，这是最后的机会。”子文同志不耐烦地说：“不用了，我不知道！”
正气万古：怀念安子文同志（3）
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继续残酷折磨子文同志，牙齿打落了，但他仍横眉冷对，有力地回答那帮暴徒：“军阀和国民党的刑具我见过，敌人的监狱我坐过4次，手铐脚镣你们给我戴吧！”时穷节乃现——每逢紧要关头，子文同志那宁折不弯的品格　，就越发显得可贵。他不为功名利禄所诱，不为暴力强权所屈，他只相信事实，只按照原则办事。个人的荣辱安危，他不屑于一顾，在他的心中只有我们党。正是从子文同志这样的老一代革命家到张志新式的普通党员所代表的凛然正气，鼓舞着亿万人民去奋勇斗争，使我们终于战胜了林彪、“四人帮”所代表的邪恶势力。　
自从我出狱以后，子文同志非常关心我们一家，常来看望。我们也常常去登门请教。子文同志善于思考，他经常启发我们：“这十年啊，党和人民受害太大，大批好干部被打了下去，阴谋家、野心家却平步青云。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过去我们党也犯过错误，但认真总结经验以后，就引导人民走向胜利；反之，就铸成更大的错误。这一次，教训太惨痛了。一定要使坏事变成好事。可是这个变，我们要做多少工作啊。”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光美同志，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必须要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不能让这样的浩劫再重演。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一下、分析一下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作恶的条件是什么？根源在哪里？为什么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被压制了整整十年，万马齐喑，而几个小丑却可以滥施淫威，搞得天下大乱？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找出我们的制度中和党的生活中有哪些缺陷，以致给坏人有可乘之隙。要彻底挖除产生灾难的根子。如果我们这样做，全党的水平就可以提高一大步，像以往我们党遇到大挫折后一样，只要我们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然后脚踏实地、稳健坚决地一步步着手改进，就一定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更大的胜利，把党和国家建设好。”说到这里，子文同志有些激动，眼里闪出晶莹的泪花：“我们只要完成好这个任务，看到党的事业在前进，在发展，就等于看到四个现代化实现了，老百姓也算没白受难，我们也无愧于在这些年里被残害故去的老同志们。”　
一天，子文同志精神焕发、笑容满面地到我们家。一进门就告诉我们，华主席、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都找他谈了话，中央已经任命他为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一听到这个消息，孩子们都蹦了起来，向他祝贺。子文同志也爽朗、畅快地大笑着。把毕生精力贡献于党的事业的子文同志，在被剥夺了12年的工作权利之后，又能为党和人民工作了，他是多么高兴啊！然而，过了一会儿，子文同志却严肃地对我说：“这次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较之历史上的几次转移意义更大，阻力也更大，面临重建党的历史任务，办好党校太重要了。我多年做干部工作，这个工作我很愿意干。”　
子文同志又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不久，他身患重病，但他从不对人说自己哪里难受。直到他倒在病榻上，仍以惊人的毅力同不治之症作顽强的斗争，没有停止工作。那一时期，我去看望他，总劝他一定要安心养病，好迅速恢复健康。子文同志也总是笑着说：“我一定能好。我还要参加五中全会，参加十二大，还有那么多事等着我去做。”我理解他急切的心情：“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十年动乱，国祸民难，他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