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38章

第二，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后的生产方式，当以工商业为主流。社会经济一变，则百事随之而变。自李鸿章开路矿造洋船之后，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变动，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成绩不著。时至今日，此一社会「转型」在台湾已立竿见影；而大陆还在摸索之中。中国大陆上的经济今天基本上还未脱离以农为主，则其党政制度便无法摆脱中古的老套。何时始能定型，吾不知也。历史家只是看戏的，不是演戏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轴戏落幕，才能写戏评。
【附注】本篇落笔于一九九一年，预料大陆经济也会「起飞」，初不知其起飞若是之速也。
（作者补注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发展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也。文化的发展原是与社会经济制度同步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至某种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变动。吾人翻阅世界史，未见有文化领先而经济落后者；亦未见有经济落后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经济起飞，则思想必然开放；思想开放，则经济亦会随之起飞。鸡之与蛋、蛋之与鸡，无法辨其先后也。这便是我们当前文化转型之内涵与远景。
在我国二千年历史之中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我们就为这三椿小事，「转」了一百多年，死人亿万，至今还未转出个「定型」来——虽然这定型的出现可能就在目前。
处士横议中的「胡适学」
读者们批阅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间：足下写了这一大篇，究竟舆「胡适」何关呢？
答曰：这本是胡适这位思想家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他就在这样的背景里，看出了问题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据这同一背景，看出了问题、想出了答案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只胡适一人。远一点的有魏源、王韬、容闳、洪秀全、洪仁⒄胖础⒗詈枵碌鹊取＝坏愕挠锌涤形⒘黄舫⑺镂摹⒊露佬恪⒗畲箢取酥磷钥湮该挥形颐褡寰鸵跬觯幕鸵庋辍沟牧皇椋蛔匀衔肝按蟮际Α沟拿酢鹾秃诿ò酌ǖ氖笛橹饕逭苎Ъ业诵∑健∫槐卜铰锻方堑幕褂形壕┥⒀霞移洹裥拧⑺障怠⒘醣鲅愕鹊取Ｋ嵌际谴厦魅嘶蜃宰鞔厦魅耍凰嵌浴傅诙巫推凇鼓冢泄⒄怪巴居敕较颍灾两炊ㄐ拖吕吹挠篮隳Ｊ剑加懈髯缘目捶ㄓ胫髡拧Ｑ霞移渚涂隙ǖ乃担歉鑫蠢吹亩ㄐ褪歉觥噶钪啤埂４κ亢嵋椤偌艺媸枪倒欣恚潘灯庞欣怼Ｄ砸皇恰：手壬率瞪现皇钦庑┢咦彀松嗟墓胖欢选５撬词潜酒致鄣奈ㄒ坏亩韵蟆?br /> 「胡适学」如今已再度成为显学。以后更要发扬光大。将来「注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敦十百倍于胡适本人的著作。笔者不学，早已不想追随时贤，重入注疏之林。只是个人曾一度追随胡师整理其「自传」。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辉的一生，分为前后两大段。三十年来拙见未改，既承盛会之中老友不弃，谨再就原论补充之，以就教于通人。
几句疯话，暴得大名
胡适活了七十二岁。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个「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启蒙大师。他没有枪杆、没有政权，但是年未而立便把当今世界上一个影响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称快。
青年胡适究竟「启」了些什么「蒙」呢？让我们三言两语带过：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盘西化」也；曰「废除文言、使语文一致」也；甚至「废除汉字，用罗马拼音」也……
这些话出诸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之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罪足砍头、甚至诛九族的疯话！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季，胡适竟靠这些疯话而「暴得大名」，享誉国际；出了一辈子锋头，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适是在替他青年期那个时代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发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适的青年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读者如不惮烦，且让我们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发展，再来搜搜根。
李鸿章的「四个现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国三千年历史上，只发生过两个社会转型期，而这两个转型期的形成，却有性质上的不同。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期」是「自发的」、「主动的」——它是我国自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舆外族无关。
但是发生在我们现代的「第二个转型期」则是「他发的」、「被动的」。我们原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型态、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我们原不要「转型」，而我们终于转型。实在是外族强迫的结果。
外族怎样强迫我们呢？说来极简单。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地侵略我们，我们不停的打败仗、割地赔款。要对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这样我们就出了第一个夷务专家魏源。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换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学习科技。用目前的语言来说，就是「四个现代化」。
魏源之后，把魏源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便是张之洞一黟人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用句目前的语言，那就是「四个现代化」（用），加「一个坚持」——「坚持孔孟之道」（体）。
把这项体用之学发展到最高峰的，还是我的老乡李鸿章。在甲午之前，李鸿章所搞出的一些「坛坛罐罐」（借用邓小平语），像强大的「北洋海军」，真是煞有介事。谁知李氏这写坛坛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几炮便打得精光。
魏京生、康有为、孙中山
甲午战后，搞「四化」的人泄气了。他们知道光是发展「科技」，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光是发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还得靠「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因此一时之间，全国的进步分子，都变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义者又分为文武二派。文派主张缓进，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他们的领袖便是康有为。武派主张激进，搞美国革命式的「建立民国」。他们的领袖便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两派合流，就真把个民国建立起来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在民国初年还是彻底的失败了——失败到「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楮爷」……军阀横行。
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四化」（科技现代化），救不了国。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现代化」，还是救不了国，并且愈来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国的上下阶层均不得其解，忿激之余，便激出个胡适和胡适的时代了。七十年过去了，同样的失败，在大陆上又激出个「河殇派」来。
「西化」的最后阶段：「全盘西化」
胡适（乃至今日的「河殇派」）认为只有两位西方老头「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国（这两位老头的中国名字是陈独秀取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里有其内在的死桔。我们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临死亡了。「中国不亡、实无天理」（胡适语）。与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国文化」这个病老头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气管抽掉，让他早日死去。老头死了，孔家店打烂了，然后子孙们脱胎换骨——「全盘西化」！
这就是胡适青年期，那个「五四」前后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也是中国近代「转型期」中，一阶段按一阶段，循序而来的「西化运勤」的最后阶段。说「疯话」时青年胡适，便是这一阶段的发言人。他在他本阶段所起的「启蒙」作用，和魏源、张之洞、康有为及（早期的）孙中山在其各自的阶段中所发生的作用并无两样。
科技现代化只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花样繁多
「西化」这个东西，在魏源时代叫做「通夷务」；李鸿章时代叫做「办洋务」。张之洞叫「习西学」；胡著叫「西化」。二次大战后改名「现代化」。在现在大陆上叫做「向先进国家学习」或「向国际水平看齐」等等，其实都是一样的货色，只是时间有先后，学习分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务」（正如邓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单纯科技。张之洞所倡导的只是「半个西化」。上述魏、康、孙三公所坚持的则是「政治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