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世界历史的100事件》第35章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开山鼻祖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在其所著《１５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鼠疫在１８世纪的衰退，根本原因是在１６、１７和１８世纪历次城市大火后，原有的木屋被石头房子所代替，室内卫生和个人卫生有所改善，小家畜远离住宅，从而使跳蚤失去了繁殖的条件。
鼠疫在欧洲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鼠类的天敌——猫在中世纪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当时，教会无中生有地对猫横加指责，说猫和猫头鹰有极其相似的外表，认为猫在夜间令人毛骨悚然的鸣叫和闪烁凶光的眼睛，正是魔鬼撒旦的化身、造祸女妖的帮凶，是与魔鬼结盟的异教畜生。人们在教会蛊惑下，也把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认为它会随时给人带来灾难，从此猫从征服了鼠疫而奉为神猫的崇高地位急转直下，巨变为邪恶的代表、不祥的动物，受到人们的鄙视，甚至杀戮。在教会的淫威和鼓动下，人们像对待势不两立的仇敌一般对待猫，这使中世纪的猫的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猫的遭灾，导致鼠害泛滥，终于在１４世纪又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鼠疫。
绝望中的生活
这次灾祸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因死亡人数过多而带来的萧条景象。残存的家人，大都分散各地。有许多人因受不了这种痛苦而发疯，也有不少人因此而自杀。政府为了掩埋堆积如山的尸体，不得不释放牢里的犯人。
当人们对天父的信心逐渐丧失时，少数人开始做黑弥撒，崇拜一些恶魔和恶魔的爪牙，他们在神职人员所弃置的教堂祭坛上祭祀动物的头盖骨、骨架、内脏和可怕的偶像。
在黑死病开始蔓延时，人们拼命地祈祷，希望天父能解救他们的痛苦，但是情况愈来愈糟，人们开始对教会感到失望。一些主教、祭司也不顾濒死者的需要，从教堂中逃开，放弃神职。但大多数主教却坚守岗位，决心殉教。
有些信徒们将此事归咎于主教和祭司们，认为他们未能很好地侍奉天主，惹得天主震怒，不愿照顾他的子民，将众人的祈祷也置之不理。人们对旧教的信仰逐渐动摇，迫切需要另一种新的宗教来满足精神上的渴望。
整个欧洲的经济生活，也因此而受到严重打击，由于劳动力减少，而促使工资急剧上升，高达以往的二三倍。农奴们此时能以劳力交换钱币和日用品，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已逐渐转变为自由贸易的经济体制，许多农奴都被释放了。
由于劳工人数大量减少，一半以上的土地荒芜了，封建地主们处于艰难的境况中，他们不能再要求农奴们从事义务劳动，如果他们订的工资过低，农民们就会群起反抗，不再听命于地主。这些农民们已了解到自己劳力的价值，不愿再廉价出售。封建地主们只好将以前的农田，改为放牧地。
由于穷人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更差，类似鼠疫的传染病在穷人中的传播更为广泛。１５６１年，图卢兹的一名市民心安理得地写道：“传染病只在穷人中流行……全靠上帝保佑，让疫病适可而止……富人也要小心提防。”在当时的萨瓦地区，每当疫病过去后，富人重返他们经过认真消毒的房舍之前，总会让一个穷女人先在那里住上几星期，让后者用生命做试验，证明一切危险均已排除。这一切，恰如让—保尔·萨特所言：“鼠疫猖獗无非使阶级关系更加激化——穷人受难，富人幸免。”
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著名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于１３４８～１３５８年创作的短篇故事集《十日谈》，即以１３４８年鼠疫的流行为背景，讲述了１０名青年男女逃到乡间别墅躲避灾祸，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以消磨时间，一共讲了１０天，故事集因此得名。
１６６４年伦敦发生鼠疫，英国王室逃出伦敦暂住牛津，市内的富人也纷纷携家带口匆匆出逃。一时间，在伦敦竟不再有官司打，因为“法律界人士已全都移居乡下”。伦敦城有１万余所房屋被遗弃，有的用松木板把门窗钉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红粉笔打上十字标记。
影响
国际上把对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在１８世纪前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上下水道的改进，并且开始重视对垃圾的处理，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一度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传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现在，鼠疫等传染疾病在发达国家已基本消失，只是在非洲贫困地区还时有发生，可以说第一次卫生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
当然黑死病也并非一无是处。１６６５年，当牛顿从剑桥的三一学院毕业时，正值黑死病大流行时期，学校停课。牛顿不得不离开剑桥，躲避到沃尔斯索普。那些引起人类认识革命的伟大思想正是在这１８个月里孕育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是，有一天，牛顿在树下休息，被掉下来的苹果砸了个正着，不料，这一砸竟砸出了关于万有引力的天才设想。
第二部分　耶稣的诞生第30节　毕昇、谷登堡与印刷术
如果说从猿人进化到有独立思想的人是人类文明的开端，那么文字的形成和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进化的又一标志，它将人类文明提高到可以不受时间限制、无限期保留的崭新阶段。在印刷术的发明过程中，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德国人谷登堡在铅活字方面为世界贡献了力量。对世界进步做出重要促进作用的印刷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从雕版到活字
人类发展史上最早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术，大约出现于我国隋末唐初时期，距今已近１４００年了。它用梨木或枣木板作原料，先将其刨成合适的厚度和普通线装书面大小，然后在木板上用刀刻出凸起的阳文反字，把墨水涂在刻好的版面上，将纸铺到上面，用刷子轻轻地一抹，揭下后纸上就会出现白底黑字。
我国现今流传下来的古代著述大多为雕版印刷品，但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它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用这种方法刻印时，需要印一页刻一版，印完之后这块印版就作废了；如果印一部卷头庞大的书，需要雕刻几万乃至几十万块版，花费的时间很长，不管是在人力、物力或者时间上都造成了浪费。
北宋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民间发明家毕昇终于首创泥活字，成功地进行了活字印刷。
有关毕昇发明活字版技术的记载很少，只有科学家沈括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作了较详细的记载。这一记载的历史作用，就在于启发了后来的有志者，沿着毕昇的道路继续前进，从而使这一技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印刷方式。《梦溪笔谈》记载的活字印刷术的程序是：用粘土刻字，每字—印，制成大小划—的薄字印，然后用火烧烤使它陶化，即成坚硬的泥活字。刻字时，同一字刻几个印，常用字则多刻，最多者达２０余印，以备排版中遇到相同的字时应用。字印按音韵分门别类，贮放在木格里。排版时，先依照稿本拣出所需要的字，整齐地排在一块四周有框，中间放有松香、蜡、纸灰等混合药剂的铁板上；当活字排满一版就用火烘烤，等药剂稍微熔化，再用一块平板从上面压平，使板上的字面平整。待药剂冷却凝固后，活字就平整地固定在板上，成为版型。人们可以像雕版印刷那样，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纸，进行印刷。印刷完毕后，再把字板烘热，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一抖，活字就从铁板上脱落下来，供人们下次再用。
活字印刷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优点。如发现错字可随时更换，不必像雕版那样要从头开始，也不会产生雕版的虫蛀、变形及保管困难的问题。只要有了一套活字，便什么书都可印，大大节省了写刻雕版的费用，又缩短了出书时间。这种既经济又简便的印刷方法，是毕昇在世界印刷史上树立的一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碑。
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不久，就逐渐传播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东方邻国。这些国家不仅与中国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而且受中国的汉文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刻的，他们不仅使用汉字，尊崇儒家思想，就连社会习俗、典章制度和文学艺术等，也都无不从汉文化中吸收其营养。而在印刷术向这些国家的